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专门谈了西藏平叛问题。在谈到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时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还说:“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⑧

  “田家英同志:

  第三次谈话是在毛泽东游长江上岸之后,游泳便成为宾主之间的一个话题。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游泳池里游?”毛泽东说:“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又问蒙哥马利,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他还说,密西西比河是世界第一大河,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逊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④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

2016年04月05日 14:21来源:我爱历史网阅读量:27 分享到:

1959年4月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主席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会议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

点击查看:历史上的今天4月5日

会议内容:一、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全会同意3月下旬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要相对稳定,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

纪要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政策。提出“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结清旧账,进行退赔”。纪要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纪要规定供给制必须坚持下去。

二、会议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分析了国内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服坚持高指标的人,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1957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的,做计划要留有余地。他肯定了陈云的正确意见,并表示赞成调整生产指标。

娱乐平台 1

  在第一天(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谈了八个问题: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二、十五年规划问题;三、这次会议的任务问题;四、划线问题;五、消灭阶级问题;六、商品经济问题;七、减少任务问题;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反复考虑的,据他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讲到观察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讲到这里,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仙人洞,在庐山佛手岩下,牯岭之西,高约两丈,深广各三四丈,传说为唐朝仙人吕洞宾所居,因而得名。凡游庐山者,大都要到此一游。

  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标问题,再次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关于算账问题,他说:“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一般不算账。实际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许多非算不可。主张不算账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党委,第二是穷队,第三是县委。这些是得便宜的。而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算账有个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⑨到三月三十日,他的态度更加明确而坚定,而且把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他在一个批语中写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⑩

  ④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这三个步骤,加上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等规定,对于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的速度增长着。虽然这是恢复性的增产,但增产的幅度是相当大的,而且是连年增产。走出这三大步,实际上也是对原先设想的那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的否定。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③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时重新改写的第36条,内容是:“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产品的交换,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间可以继续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

  一九五七年五月,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的分裂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名为“曲细岗珠”②的叛乱组织。

  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3日。

  ⑥胡乔木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61年4月4日。

  ③同上。

  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

  毛泽东又一次重申:公社、生产大队划小这个原则,已经肯定了,过大了对生产不利。他说了一段很引人深思的话:“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的。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到公社化一路讲下来,说它们一直存在着平均主义而没有解决。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反思。他说:“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

  ⑩毛泽东给邓小平、彭真的信,手稿,1961年月10月4日。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二十八日,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从反映出来的问题看,工业方面主要是原材料不足,特别是钢材不足,这是影响各项指标完不成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③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受中央委托,田家英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文件里,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不热心、不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反对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越小越好的意见,而主张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为宜。十二月十二日写出初稿。毛泽东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报送的指示稿中,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为“例如四十年内”。邓小平主张改为二十年。田向毛请示: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毛泽东将“四十年内”改为“至少三十年内”。并在批语中写道:“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③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以后,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载入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他又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5日。

  “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制定,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随着这个条例的制定,其他许多领域,在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也都相继制定了相关的条例,形成包括许多重要方面的一整套具体政策。被“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打乱了的工作秩序逐步恢复,走上正常轨道。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渐趋活跃起来。

  在这以前,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前往武昌的途中,写了一个同样内容的批语。当时他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也把这个批语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批语指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②

  四月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前往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五月七日,毛泽东高兴地会见他们。

  不论浙江调查组还是湖南调查组都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第一手的,但毕竟是初步的,因而也难免受到一些局限。随着调查的深入,问题就会看得更准确一些,从而改正原来的认识,如湖南调查组对食堂的看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不管怎样,各种意见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同大家一起讨论,出现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这对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毛泽东四月十八日离开长沙,经南昌到达杭州,住在刘庄。浙江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也都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搞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在这次会上定的。毛泽东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他说:“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①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食堂问题就谈到这里。

  ②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

  毛泽东反复强调,生产资料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因此产品也是公社集体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他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三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军,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样安排,实际上给达赖喇嘛留了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

  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30日。

  ⑨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的信,手稿,1961年9月29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1日。

  对粮食问题,毛泽东曾经过分乐观。经过“大跃进”错误的教训,他的头脑清醒多了。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汇报当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出发。毛泽东却说:先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四月十四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四份材料。四份材料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湖南调查组根据韶山一个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⑥

  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与陈伯达有一个小的思想交锋。

  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在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⑧

  邓子恢于十月二十八日到了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调查。十一月九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反映,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小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报告对体制改变后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二十三日,毛泽东把邓子恢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②

  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粮食生产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⑤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39页。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论著就很少见了。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③邓小平、彭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1年5月10日。

  一上来,毛泽东就问新到会的人:“把你们请来,有什么新闻?”

  ④《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73页。

  毛泽东告诉王任重,要搞一个公社工作条例。公社没有一个章程,原来有的都废掉了。王任重说,十二条算一个。毛泽东说:“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并没有规定生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生产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公社这一级管些什么事。”

  这首诗既是写景,更是抒情,写景是为了抒情。“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些含有哲理的诗句,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说是他那不平凡经历的艺术概括。

  他指出:“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⑦转引自陈云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5月15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页。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田家英重点抓那个最坏的生产队。这个队叫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生产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嘉兴县。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这个生产队的调查情况时,主要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主要由于“五风”严重破坏,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四百多斤下降到二百九十一斤;第二,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十一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毛泽东先问了各地的年成,又问到贯彻“六十条”及农村的情况。中南的同志谈到“六十条”解决了生产队的问题,但土地、耕畜、劳力等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这样,所有制与分配有矛盾。这正是毛泽东长时间以来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应当加以研究。

  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8日。

  最后,毛泽东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⑩据吴冷西回忆说:“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据我记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⑾

  两种平均主义的提法,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和分配弊端的重要概括。此前,毛泽东在二月六日杭州谈话中,继而又在二月十一日、十二日长沙谈话中,多次提出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指出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生产小队有富、中、贫之分,统一分配,就是搞平均主义,群众就不满意。广东调查组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把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生产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的意见。陈伯达在二月十九日报送毛泽东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中说:“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③广东调查组调查的结果,同毛泽东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调查纪要》提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广东调查组的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即将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正沿着纠“左”的方向继续发展。

  毛泽东没有在全体会上讲话,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关于经济形势,他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了。他说:“这次会议搞了几个好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①

  ②毛泽东对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630期(1958年11月11日)刊载的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加写的批语,手稿,1958年11月14日。

  谈到宗教政策,毛泽东说:“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最后,讲到食堂问题。他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⑨”毛泽东对食堂(当然是部分的)作这么尖锐的批评,还是第一次。尽管这样,此时毛泽东仍然肯定食堂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取消食堂的打算。

  毛泽东在武昌呆了七天。四月一日,会见外国客人。三日,同王任重谈话(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六日,同周恩来谈今年的经济计划问题。在短短七天中,毛泽东游泳两次,跳舞两次,这种情况同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大不相同。说明他的健康情况比较好了,心情也比较好了。经过这一段调查研究,情况更加明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政策心中都有数了,看到了中国农村以至整个国家经济形势好转的希望。

  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有些犹豫了,似乎感到说冒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仍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⑨

  ⑥这封信是中共中央代拟的。

  三月十九日,开始修改条例第二稿,吸收了每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当天中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了一次话,大意是:

  共进午餐之后,继续谈话。蒙哥马利说想跟毛泽东谈谈三原则问题。所谓三原则,就是“一个中国,两个德国,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他说,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一个和平的世界,但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他说,这三个原则,多年来都单独提过,这一次要一揽子提出。毛泽东表示支持,说“提得对,提得好”。②

  关于郑州会议上搞的那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他提议,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和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安排,为召开六中全会作准备。这样,集中反映“大跃进”中追求高指标达到登峰造极的那个“纲要四十条草案”,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这次会议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等十六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毛泽东从一九五六年起多次提出的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当林乎加谈到三类队的排队数字和比例的时候,毛泽东对三类队作了一个分析:“三类队不完全是敌人,有的是坏人当道;有的是‘五风’严重,加上‘三风’⑥、贪污多占等等;有的是能力太弱,糊里糊涂。要按情况办事。”毛泽东作出这个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改变了原先那种把三类队统统说成是坏人当道或反革命复辟的判断。这个认识正是来源于调查研究。和合生产队属三类队,它就不是坏人当道,更不是反革命复辟,根本问题是“五风”为害。

  过了四天,十月四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⑩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在这次讲话中,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没有全盘否定。

  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140页。

  毛泽东

  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说:“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带着这个问题登车南下。当天晚上,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谈了三个小时。据毛泽东说,这次谈话对他有很大启发。他是这样说的:“他们(指河北省。——引者注)一月九号散会的党代表大会的倾向是要一为大二为公,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到了一月中旬、下旬,觉得不对头了,省委赶紧转,到二月就下决心,二月十三日开了次电话会议,相当明确,但是还没有触及所有制。”②毛泽东在调查中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问题上来。他感到,那种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

  一九五八年底,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的武装叛乱,已经蔓延到金沙江以西大部分地区。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说:“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强调:“(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④这个指示在一月二十四日发出,是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前夕的一个重要指示。

  关于一九六一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二千一百五十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二千万吨。毛泽东说: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李富春说:下午开了个小组会,提出几种方案。第一方案一千九百五十万吨,第二方案一千九百万吨。毛泽东说:看来一千九百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想,今年仍然搞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恐怕也难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一千八百万吨。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一千八百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毛泽东说:我担心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有几年了嘛,一九五九年就有点紧张,只是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一千三百五十万吨一下子提到一千八百七十万吨。刘少奇说:看来,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后来又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邓小平说: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李富春说: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量。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毛泽东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刘少奇说:指标搞低些,努力去超过。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后从九月开始大搞,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一九六0年又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把胡乔木的来信及四个附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予以讨论。十六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⑦过了十天,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在文件标题下面加了一个副题“胡乔木同志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以突出食堂问题。

  十一月十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⑾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35、136页。

  ③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7日。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他以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证明,教育干部是一个何等重要的问题。他说:“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经过那次整风,七大以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套,全党就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时期还没有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从现在开始,要长期教育干部,非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⑨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决议集中针对两个突出的倾向,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另一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着重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现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又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③决议要求,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的许多“左”的、超越历史阶段的东西,但它的锋芒,如毛泽东所说,主要是对着那些性急的人。

  ①十八个问题是:一、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二、确定基本核算单位;三、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四、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五、“旧账”的清算和处理;六、国家银行和公社间的信贷关系问题;七、收益分配方案要及早向群众宣布;八、关于工资制;九、关于供给制;十、一九五九年的粮、棉生产指标;十一、关于农业增产技术措施;十二、农村劳动力的安排问题;十三、十亿元投资的用途和分配;十四、目前的工作重点要放在穷社、穷队;十五、关于开会方法;十六、公社的管理机构;十七、召开公社的党员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十八、制定人民公社示范章程的准备工作。

  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是二者可以并行呢?其实,毛泽东是倾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他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商量。为此,三月十五日又写了一个《党内通信》,写道:“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⑤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从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一九六0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表示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全会还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指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五月九日晨三时,毛泽东将胡乔木来信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午四时半复信胡乔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②

  在武昌,毛泽东一面批阅文件,一面找人谈话,了解第一次郑州会议贯彻的情况和下面的反映。找来谈话的,有一些省委书记,还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开始。毛泽东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就有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和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毛泽东举了浙江嘉兴县的例子,说明应当实行多产多吃的道理。嘉兴,是一个著名的产粮县,但是农民多产不能多吃,结果成了少产少吃了,所以粮食严重减产。毛泽东说,今后高产的地方农民一定要多吃。

  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5-341页。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月二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听完汇报,已到晚上八时三十分。次日(六月二十一日)零时三十分,毛泽东登上南下的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到达郑州。他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②,征求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当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同意这个提议。③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毛泽东向胡乔木提出另外一个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胡乔木认为:“现在由小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小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小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小队。”毛泽东进一步提问:“比如讲,韶山大队十一个生产小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胡乔木说:“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应不多,实际上各小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毛泽东说,这是私分的结果。胡乔木认为,这里有一个经营得好不好,超产不超产、养猪养得好不好的问题。

  ⑧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一九五八年四月,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及藏军首恶分子同叛乱组织“曲细岗珠”签订了进行叛乱的同盟书,并在六月初分批前往山南、黑河、林芝等地集结,还企图把山南作为叛乱的大本营,宣布成立“卫教军”。同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积极扩充藏军,藏军人数从一九五一年的一千四百多人迅速发展到三千多人。

  ②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29日。

  ⑤毛泽东给汪东兴的信,手稿,1961年4月11日。

  毛泽东看了报告,异常兴奋,认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其中写道:“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⑩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人民政府宽大、忍耐的态度视为软弱可欺,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不顾,逐步走上“西藏独立”的危险道路,企图在西藏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

  最后,讨论一九六0年的日子如何过的问题。在讨论中,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陈云接着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这时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最后,毛泽东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⑤

  ⑤十个问题,指(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没有按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致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以经营管理方面出出了一些错误做法。(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在改造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也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②即后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三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一九六0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①

  毛泽东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广州会议结束后他为什么一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六十条”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听完汇报第二天就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准备到长沙再听湖南省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是队为基础(即以原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这样,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仅在实际上恢复了高级社的规模(就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言),也部分地恢复了高级社的某些政策,并且开始注意解决如何发挥集体和社员个人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这些政策的恢复,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在这里,毛泽东从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上,讲述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贯彻执行上级(包括中央)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订出具体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调查研究。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深化。对于公社化以来由毛泽东和由中共中央决定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决定,在一个一个地推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工作的那封信中所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的判断和决定”。

  划线问题,商品问题,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已经明确了的,为什么毛泽东还要求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当作问题提出”,进行讨论呢?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上有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的,并不是少数人。首先要在中央、省市区这两级领导干部中,进行充分讨论,真正把这两个问题弄懂弄通,才能在全党统一认识。这两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解决,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关于包产问题,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不怎么相信那些浮夸数字了。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就对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这个问题的看法来说,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比过去更接近实际。已经不再是一九五六年高级合作化宣传“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时的那种认识了,更不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搞“一大二公”时的那种认识了。毛泽东认识上的变化,来源于实践,来源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过去讲“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讲“一大二公”,也都说出了许多道理,论证这些观点的理论文章也不计其数。但实践终归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自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起,反复讲人的认识要通过实践,就是这个道理。

  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党内通信》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他说:这次会议大有收获。去年北戴河会议时不甚清楚。后来十月开了几天会,搞了“十二条”,但是还要办食堂,还要搞三七开。今年三月广州会议,大有启发,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广州会议搞了“六十条”,就解放思想了。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不彻底。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林业问题,没有提到。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

  ①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

  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问题,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都是涉及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是在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过程中,从实践中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都要提到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去解决。

  毛泽东问:“你们有多少生产队?”⑨胡继宗答:“一万五千个。高级社时是五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一万六千个大队。”毛泽东说:“你们还是大体上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五万个。”胡乔木说:“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毛泽东说:“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胡乔木说:“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大队,那个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要缩小,它的权力也要缩小,权力跟责任都要缩小,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几年湘潭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有个组在湘潭,到一个坏的生产队,它的特点是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一年比一年坏,根本就是破坏。”毛泽东说:“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②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61年5月9日。

  ⑥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34、235页。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按照统一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毛泽东留在郑州,就近了解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同时指导全国。

  他说: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但是不要满足。“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讲了一个故事:“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五月八日,毛泽东收到胡乔木当天的来信,信中报告最近调查情况。(一)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为六个,其中五个不久都将不办。对于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基本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应热烈的程度难以想像,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预计最近即可在湖南全省范围内解决。(二)农村商业问题。湖南省委已决定原韶山的五个公社作成立供销社的试点。(三)手工业问题。中南各省委都决定,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四)城市居民食堂问题。我们在湘潭市调查发现,这类食堂实际上是强迫参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小于农村。(五)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这样做势必增加人员,分散精力,实在困难,而且对附近农村的生产也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六)城市工商业和城市整风方面,有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迫切要求解决,对此,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调查。①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中要几亿农民都要写诗这件事的时候说:“有诗意的人才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③这句话倒是透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情,同发动“大跃进”时迥然不同。他为“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感到沉重,这是他最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在郑州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到纠正错误、扭转局势之中。他虽然还没有能够找到导致丰年闹春荒的真正原因所在,但却透过有些地方瞒产私分这个现象,发现了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公社所有制问题,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理论。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中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的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会议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就是根据他这些思想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的集中成果。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对原先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在纠“左”的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比前两次会议迈出更大的步子。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④尽管如此,由于受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包括毛泽东在内,纠“左”还要走过相当长的路程。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密植问题,是当时干部、群众中争论很大的一件事。越密越好的观点,那个时候相当流行,还很顽固,是生产瞎指挥的重要一条,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

  毛泽东几次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不直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的疑问。毛泽东似乎在有意地启发对方,然而,在浙江也好,在湖南也好,都没有人作出反应。

  ④《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中,最后一句是:“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

  在谈到一九五九年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由可能性转化成有现实性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正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聚精会神地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调整农村政策的时候,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导平定叛乱及相关的宣传舆论工作。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以讨论,至要至要!!!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邓子恢调查报告的批语,手稿,1961年11月23日。

  他说: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是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六千万人上阵。“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但他又说:昨天晚上我们谈,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许多同志说有把握。毛泽东把各协作区报的一九五九年钢产计划数字加起来,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正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由此,他提出搞两本帐,第一本帐是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帐是翻一番,两千二百万吨。各部门的指标也都要相应地降下来。

  五月二十二日起,平叛部队挥师向藏北青藏公路以西地区挺进。九月中旬基本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有了保障。

  毛泽东指定,工作条例起草工作,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三月十日写出初稿。

  当时,在中共党内,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认识,并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书记和相当数量的地委、县委书记在内。在高级干部中,像胡耀邦这样,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如此鲜明地表达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的肯定和支持,为数不多。毛泽东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在批语中写道:“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①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0页。

Author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