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出差,天天挤车,至今心有余悸。朋友说,住在上海,就得学会挤车。我怕不是这块料。即使恰好停在面前,我也常常上不了车,刹那间被人浪冲到了一边。万般无奈时,我只好退避三舍,旁观人群一次次冲刺,电车一辆辆开走。我发现,上海人挤车确实训练有素,哪怕打扮入时的姑娘,临阵也表现得既奋勇,又从容,令我不知该钦佩还是惋惜。我无意苛责上海人,他们何尝乐意如此挤轧。我是叹惜挤轧败坏了上海人的心境,使得这些安分守己的良民彼此间却时刻准备着展开琐屑的战斗。几乎每回乘车,我都耳闻激烈的争吵。我自己慎之又慎,仍难免受到挑战。有一回,车刚靠站,未待我挤下车,候车的人便蜂拥而上,堵住了车门。一个抱小孩的男子边往上挤,边振振有词地连声嚷道:“还没有上车,你怎么下车?!”惊愕于这奇特的逻辑,我竟无言以答。还有一回,我买票的钱被碰落在地上,便弯腰去拾。身旁是一个中年母亲带着她七八岁的女儿。女儿也弯腰想帮我拾钱,母亲却对我厉声喝道:“当心点,不要乱撞人!”我感激地望一眼那女孩,悲哀地想:她长大了会不会变得像母亲一样蛮横自私?上海人互不相让,面对外地人却能同仇敌忾。我看见一个农民模样的男子乘车,他坐在他携带的一只大包裹上,激起了公愤,呵斥声此起彼伏:“上海就是被这种人搞坏了!”“扣住他,不让他下车!”我厌恶盲流,但也鄙夷上海人的自大欺生。毕竟上海从来不是幽静的乐园,用不着摆出这副失乐园的愤激姿态。写到这里,我该承认,我也是一个上海人。据说上海人的家乡意识很重,我却常常意识不到上海是我的家。诚然,我生于斯,长于斯,在这喧闹都市的若干小角落里,藏着只有我自己知道和铭记不忘的儿时记忆。当我现在偶尔尝到或想起从小熟悉的某几样上海菜蔬的滋味时,还会有一丝类似乡思的情绪掠过心头。然而,每次回到上海,我并无游子归家的亲切感。“家乡”这个词提示着生命的源头,家族的繁衍,人与土地的血肉联系。一种把人与土地隔绝开来的装置是不配被称作家乡的。上海太拥挤了,这拥挤于今尤甚,但并非自今日始。我始终不解,许多上海人为何宁愿死守上海,挤在鸽笼般窄小封闭的空间里,忍受最悲惨的放逐——被阳光和土地放逐。拥挤导致人与人的碰撞,却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流。人与人的碰撞只能触发生活的精明,人与自然的交流才能开启生命的智慧。所以,上海人多小聪明而少大智慧。我从小受不了喧嚣和拥挤,也许这正是出于生命的自卫本能。受此本能驱策,当初我才乘考大学的机会离开了上海,就像一个寄养在陌生人家的孩子,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便出发去寻找自己真正的家。我不能说我的寻找有了满意的结果。时至今日,无论何处,土地都在成为一个愈来愈遥远的回忆。我仅获得了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安慰:“语言是存在的家。”如果一个人写出了他真正满意的作品,你就没有理由说他无家可归。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惟有作品不是。对家园的渴望使我终了找到了语言这个家。我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心满意足的上海人,我的归宿就会全然不同。19894

在上海出差,天天挤车,至今心有余悸。朋友说,住在上海,就得学会挤车。我怕不是这块料。即使恰好停在面前,我也常常上不了车,刹那间被人浪冲到了一边。万般无奈时,我只好退避三舍,旁观人群一次次冲刺,电车一辆辆开走。我发现,上海人挤车确实训练有素,哪怕打扮入时的姑娘,临阵也表现得既奋勇,又从容,令我不知该钦佩还是惋惜。我无意苛责上海人,他们何尝乐意如此挤轧。我是叹惜挤轧败坏了上海人的心境,使得这些安分守己的良民彼此间却时刻准备着展开琐屑的战斗。几乎每回乘车,我都耳闻激烈的争吵。我自己慎之又慎,仍难免受到挑战。有一回,车刚靠站,未待我挤下车,候车的人便蜂拥而上,堵住了车门。一个抱小孩的男子边往上挤,边振振有词地连声嚷道:“还没有上车,你怎么下车?!”惊愕于这奇特的逻辑,我竟无言以答。还有一回,我买票的钱被碰落在地上,便弯腰去拾。身旁是一个中年母亲带着她七八岁的女儿。女儿也弯腰想帮我拾钱,母亲却对我厉声喝道:“当心点,不要乱撞人!”我感激地望一眼那女孩,悲哀地想:她长大了会不会变得像母亲一样蛮横自私?上海人互不相让,面对外地人却能同仇敌忾。我看见一个农民模样的男子乘车,他坐在他携带的一只大包裹上,激起了公愤,呵斥声此起彼伏:“上海就是被这种人搞坏了!”“扣住他,不让他下车!”我厌恶盲流,但也鄙夷上海人的自大欺生。毕竟上海从来不是幽静的乐园,用不着摆出这副失乐园的愤激姿态。写到这里,我该承认,我也是一个上海人。据说上海人的家乡意识很重,我却常常意识不到上海是我的家。诚然,我生于斯,长于斯,在这喧闹都市的若干小角落里,藏着只有我自己知道和铭记不忘的儿时记忆。当我现在偶尔尝到或想起从小熟悉的某几样上海菜蔬的滋味时,还会有一丝类似乡思的情绪掠过心头。然而,每次回到上海,我并无游子归家的亲切感。“家乡”这个词提示着生命的源头,家族的繁衍,人与土地的血肉联系。一种把人与土地隔绝开来的装置是不配被称作家乡的。上海太拥挤了,这拥挤于今尤甚,但并非自今日始。我始终不解,许多上海人为何宁愿死守上海,挤在鸽笼般窄小封闭的空间里,忍受最悲惨的放逐——被阳光和土地放逐。拥挤导致人与人的碰撞,却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流。人与人的碰撞只能触发生活的精明,人与自然的交流才能开启生命的智慧。所以,上海人多小聪明而少大智慧。我从小受不了喧嚣和拥挤,也许这正是出于生命的自卫本能。受此本能驱策,当初我才乘考大学的机会离开了上海,就像一个寄养在陌生人家的孩子,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便出发去寻找自己真正的家。我不能说我的寻找有了满意的结果。时至今日,无论何处,土地都在成为一个愈来愈遥远的回忆。我仅获得了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安慰:“语言是存在的家。”如果一个人写出了他真正满意的作品,你就没有理由说他无家可归。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唯有作品不是。对家园的渴望使我终了找到了语言这个家。我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心满意足的上海人,我的归宿就会全然不同。

  上海人互不相让,面对外地人却能同仇敌忾。我看见一个农民模样的男子乘车,他坐在他携带的一只大包裹上,激起了公愤,呵斥声此起彼伏:“上海就是被这种人搞坏了!”“扣住他,不让他下车!”我厌恶盲流,但也鄙夷上海人的自大欺生。毕竟上海从来不是幽静的乐园,用不着摆出这副失乐园的愤激姿态。

  这些
安分守己的良民彼此间却时刻准备着展开琐屑的战斗。几乎每回乘车,我都耳闻激烈的争吵
。我自己慎之又慎,仍难免受到挑战。

这里要说的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须交待一下我母亲的职业。
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声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因此她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她喜欢和她的学生在一起;喜欢听他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她日复一日的训练之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她培养考上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假期里回来看望她;喜欢收到学生们的各种贺卡。当然,我母亲有时候也喜欢对学生发脾气。用我母亲的话说,她发脾气一般是由于他们练声时和处理一首歌时的“不认真”、“笨”。不过在我看来,我母亲对学生的发脾气稍显那么点煞有介事。我不曾得见我母亲在课堂上教学,有时候我能看见她在家中为学生上课。学生站着练唱,我母亲坐在钢琴前弹伴奏。当她对学生不满意时就开始发脾气,当她发脾气时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钢琴骤然间轰鸣起来,一下子就盖过了学生的嗓音。奇怪的是我从未被我母亲的这种“脾气”吓着过,只越发觉得她在这时不像教授,反倒更似一个坐在钢琴前随意使性子的孩童。这又何必呢,我暗笑着想。今非昔比,现在的年轻人谁会真在意你的脾气?但我观察我母亲的学生,他们还是惧怕他们这位徐老师。他们知道这正是徐老师在传授技艺时没有保留没有私心的一种忘我表现,他们服她。可是我母亲退休了。
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我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她的退休。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挤公共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么,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母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于挤车的某种留恋。
我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联接了她的声乐事业,联接了她和教室和学生之间的所有活动,她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公共汽车也使她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在中国,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城市乘公共汽车不用挤不用等不用赶。我们这座城市也一样。我母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我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地登上车去。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一定要溜边儿,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位年过六十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呵。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她即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她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她替我着急;一边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她在上车这件事上的比我机灵。她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她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比方说,当她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她比较远时,她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顾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当有一次我因高烧几天不退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但那次她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涨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我母亲在汽车上下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地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我便愈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
近几年来,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要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她被车挂倒了呢,万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提醒的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照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一起。我遥望着我的母亲,看她在找到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满意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她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的,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她生出些许胆怯。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她面对我时的“胆怯”,忽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年节时买猪肉、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证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定量食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着常人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
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她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她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联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她的孩子领受她在车上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她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她曾为她的孩子她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
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她显得很兴奋,因为她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键对她的学生发脾气了,她也可以继续她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么?

  我无意苛责上海人,他们何尝乐意如此挤轧。我是叹惜挤轧败坏了上海人的心境,使得这些安分守己的良民彼此间却时刻准备着展开琐屑的战斗。几乎每回乘车,我都耳闻激烈的争吵。我自己慎之又慎,仍难免受到挑战。

  写到这里,我该承认,我也是一个上海人。据说上海人的家乡意识很重,我却常常意识不到
上海是我的家。诚然,我生于斯,长于斯,在这喧闹都市的若干小角落里,藏着只有我自己
知道和铭记不忘的儿时记忆。当我现在偶尔尝到或想起从小熟悉的某几样上海菜蔬的滋味时
,还会有一丝类似乡思的情绪掠过心头。然而,每次回到上海,我并无游子归家的亲切感。
“家乡”这个词提示着生命的源头,家族的繁衍,人与土地的血肉联系。一种把人与土地隔
绝开来的装置是不配被称作家乡的。上海太拥挤了,这拥挤于今尤甚,但并非自今日始。我
始终不解,许多上海人为何宁愿死守上海,挤在鸽笼般窄小封闭的空间里,忍受最悲惨的放
逐–被阳光和土地放逐。拥挤导致人与人的碰撞,却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流。人与人的碰
撞只能触发生活的精明,人与自然的交流才能开启生命的智慧。所以,上海人多小聪明而少
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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