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正当中国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狂风暴浪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合谋,“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
  《海瑞罢宫》这一文章。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张等约定向周恩来封锁消息。文章写出后,江青说:“不叫周恩来青。”《评》一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人民日报》被迫转载。转载时加的编者按,是经过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讨论问题。他是按照学术问题来看待的。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开。在这个会上,攻击了周恩来,说周恩来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大地还在颤动,他就赶到灾区。接着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我国参观访问。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已经是毛泽东批评派工作组的时候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他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后唆使学生、红卫兵“造反”,“火烧”、“炮轰”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意图搞得天下大乱,以便他们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稳住局面。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极力平稳局势,但做起来是十分艰难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权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着,而且显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是一场持续而曲折的斗争。
  有的外国作家描述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猛兽,这时已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部门,红卫兵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事不断发生。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什么呢?他是要把洪水纳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联络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接着,他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从8月下旬到12月中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些会通宵达旦,他千方百计引导青少年按党的政策办事。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指出建国以来的17年中,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一分为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并不等于“黑帮”。也不是不革命,更不是反革命。他谆谆告诉红卫兵:“不能说全中国的大学、中学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能划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说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年们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连,到处“造反”,社会动荡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来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毛泽东后发出。其中规定:各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等。这两个文件发下去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它们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坏性影响。
  这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毛泽东同意后发出。同日.又报毛泽东后发出中共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部按上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
  这月底,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认为“将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并亲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同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社论,也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则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公然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又主持起草并发出中共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科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文件指出,上述方法,可以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村公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干涉他们本身的革命和生产、业务问题”。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中共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陶铸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去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的张春桥,同王洪文达成协议。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党夺权的帮派势力。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旬,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人去冲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实现。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守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以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乱的局面。1月下旬,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一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稿,形成军委“八条命令”,如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行、罚跪等。周恩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下去,指出八条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乱局面。2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还责问“文革小组”一伙:《红旗》第13期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送阅?在2月16日碰头会的激烈斗争之后,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在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到3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在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这些同志,江青一伙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逆流总后台”。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总理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江青曾多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诽谤周恩来。周恩来巍然不动。2月18日,他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时,继续指出: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上加了这样一段:“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有人告知周恩来,周恩来说:“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头会时,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军队中文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而演出。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都希望“两派同台演出”,以利于促进团结。但是林彪、叶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这月,造反派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保”。6、7月间,“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多次在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收起义。也在这期间,江青把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来立即以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造”。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思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紧组织和操纵着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林彪在8月9日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混乱达到顶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阅,毛泽东看后指出是大、大、大毒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9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一小撮”、“对香港、九龙的斗争”等错误作法。他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疾呼反对武斗,制止武斗。他对财贸口各部“造反派”要夺武器、夺金库表示强硬态度,说:“夺就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组织一些人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如果夺金库就开枪”。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7、8月间极左思潮的煽动,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11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而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却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还是把罗瑞卿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是人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50天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20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的。12月31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帅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做工作,说:陈、叶两副主席和刘、徐、聂三位副主席,是拥护毛主席的,“以他们做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反击二月逆流”后,陈伯达、戚本禹煽动群众攻陈毅,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布置保护陈毅安全的措施。他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造反派”每次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自参加,这是极有力的保护,但又等于陪斗。有一次,他在连续工作18小时后又因遭到一伙人长时间围攻,而心脏病发作。对贺龙的保护,周恩来也是作了最大的努力。1966年7月,康生诬陷贺龙等在北京“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尤的材料。12月,周恩来为了贺龙能正常工作和休息,帮他移住国务院新六所。月底,江青煽动群众造贺龙的反。
  1967年1月9日.林彪亲自攻击贺龙。接着,贺龙家被抄。周恩来把贺龙移住到中南海西花厅。不久,中南海也分成了两个群众组织。周恩来对贺龙说:现在中南海也不安全,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地方,休息一下,秋天再接你回来。他把贺龙移住到西山某处。对外,他不断嘱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2月22日,江青要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但后来林彪、江青侦知了贺龙藏身之处,把他作了转移,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摔死,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他派人专程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彭德怀是1966年12月被江青指使“造反派”从成都劫往北京的。彭德怀所在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下达二条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红卫兵把彭德怀劫持到北京火车站后,立即向戚本禹报告,成本禹眉飞色舞地在“文革”碰头会上通报这个消息,恰好周恩来在场。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随后他就离开会议室,亲自去安置。彭德怀暂时被“监护”期间,从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对其他老帅,周恩来也倍加关注。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他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1967年2月上旬,“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并通报给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林彪、江青一伙反“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一些群众组织要冲击老帅们住地。周恩来专仍找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帅们受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这年八一建军节,林彪、江青等坚决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决定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毛泽东同意,三位老帅仍旧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为了避免意外,还布置了老帅从住处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10月,老帅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1966年12月,当周恩来得知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被揪走后,立即令傅崇碧、周荣鑫把人找回。他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保护好他们。后来,卫戍区找回了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组织。当一些人要揪斗薄一波时,周恩来批示薄“休养六个月”。去了广州。12月下旬,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薄一波,中共广东省委报中央办公厅,周恩来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后来,薄一波在被“监护”期间,备受折磨,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当康生煽动一些人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件”时,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吉林省,指出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同时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他们的出狱确为“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关怀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1日到5日开五天。到8月4日,决定延长,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始终不发言。9月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他才继续讲话,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10月中旬,有的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童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1月中,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12月,清华大学的群众组织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如来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办法。1967年1月,在江青怂恿下,蒯大富用谎言企图把王光美诓出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1.5万余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在这滔滔恶浪袭击中,周恩来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坚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周恩来还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去护建。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是写不胜写的。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住进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他说服红工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写电报稿叫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季四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护过去。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都深深记得在那惊涛骇浪中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内外干部,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根据毛泽东叫保护某人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事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例如,周恩来要傅崇碧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送到安全住所保护起来,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这些人的下落,追得紧了,傅说了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则坚持不允许他们批斗。当天,傅崇碧见到毛泽东时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赞同说:“总理做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拍桌子追问,傅祟碧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但是,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到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等攫取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碰头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在内部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力能保护的一切,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当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连”。周恩来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整个国民经济瘫痪。林彪、江青等要“天下大乱”,周恩来则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暂时稳定。
  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领导班子瘫痪了。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作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他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谈会,是一次重大的斗争。陈伯达。王力等企图发布他们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规定。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他们起草的文件草案拿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谷牧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个修改稿《十五条》。这是一个防止“文革”把工交生产继续搞乱的文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分期分批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11月22日晚,周恩来、李富春把这个稿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是,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准备了“汇报提纲”,系统地提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中央文革”一伙人立即围攻批判。6日,林彪对“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说工交座谈会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连等。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196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顺利的,仍然保持着60年代前半期调整国民经济的好势头。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逆转。从1967年1月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级领导机关陷于瘫痪,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1967年5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说明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泽东支持这个意见。周恩来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肖华、构成武、谷牧等讨论,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周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1968年12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会议从12月初开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争吵不休、互不相让。12月27日凌晨,周恩来疲惫已极。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个196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下达,1969年第一季度将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1969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到会上作报告,阐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针对林彪、汪青一伙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毛主席橡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他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进行着持续的斗争。1969年7月,二机部汇报说,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的破坏。这年4月,他召集李富春、余秋里、粟裕以及国防工办、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冶金部、一枫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解决飞机生产方面的质量事故问题,对检验制度的取消提出了批评。1970年2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3月,他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又说:“不是不要规章制度,合理的不能破。”从1969年起,工农业生产状况有所好转。这是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坚持斗争得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左”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林彪一伙借口备战,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规模,造成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1970年固定资产投资又过度膨胀。这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于同年9月提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等的破坏,也没有讨论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日益危险的倾向。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7月29日在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些话表明了他当时的沉重心情和辛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他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苦又强韧的战斗,有时候,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说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后来谈到周恩来时所说:“在‘文化大革命’时,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周恩来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大局,相当一批干部保存下来了,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终于没有崩溃。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革’要让我少活十年。”1967年2月3日,他感到异常不舒服.经医生会诊,发现有了心脏病。他叮嘱秘书保守秘密。这年夏天,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到1968年9月,总理办公室被迫撤销,只留下了两个秘书,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70高龄的周恩来亲自动手。人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他不能休息。如果他离开岗位,林彪、江青等正是求文不得。正如国外有的作者所说的:“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们在结成联盟的同时,彼此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969年中共“九大”,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九大”后,他们间的矛盾增大,到1970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他图谋提前“接班”,从而发生了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的突然袭击,打乱会议的原定议程,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企图让林彪当上国家元首。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粉碎了这次阴谋。他不顾自己有心脏病,极度操劳,甚至有一回因连续工作36小时而昏厥。这次会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主持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推动了批陈整风运动逐渐展开。1971年3月初,林彪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蛾’,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他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林立果等制订了取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变计划。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五个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负责人谈话,点名批评林彪及其一伙。林彪策划在途中杀害毛泽东。在北方,林立果交代必要时“要把周恩来干掉”。由于毛泽东有所察觉,提前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林彪他们的谋杀计划没有得逞。9月12日前后,周恩来连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审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稿。13日晚10时半左右,他得到报告,北戴河林彪住地出现异常情况而且当地有飞机,周恩来下令追查飞机的行动。午夜12时半,得知林彪乘飞机强行起飞。周恩来立即下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1时50分,空军调度室报告:林彪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光屏上消失了。周恩来放下电话简,生气地说:“叛徒。”他立即乘车在中南海报告毛泽东。随后,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劝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并指挥了拦截林彪死党周字驰等劫持的直升飞机的战斗。3时左右,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工作。后来,得知林彪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周恩来指示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随员亲到现场察看,处理善后。
  这次事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指挥调度,防止各种突发事件。他的机智果断的处理,周密的安排.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

“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在被“紧逼”的生命的最后二十七天中,竟被“突审二十一次”!

直到出来以后,傅崇碧才知道自己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可他和余立金以前连认识也不认识。“文革”中,余立金担任空军政委,这才有一些不多的工作关系。与杨成武认识较早,但也不在一起工作,这“杨余傅”真是生拉硬拽也扯不到一块儿。

  个书面发言,聂荣臻知道后仍然泰然处之。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其实,刘志坚出身贫苦,要过饭,做过六年长工,他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68年的一天夜里,谢富治打电话给傅崇碧,说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接见卫戍区团以上干部,要马上通知。傅崇碧叫秘书通知有关部门让团以上干部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他自己先赶到了人民大会堂。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在听取了一些领导干部关于当前形势的汇报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后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出,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在主持以后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人一起,反复商量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表示:“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部队搞乱了。”这时,聂荣臻也毫不犹豫地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据李作鹏后来回忆说:“1967年1月21日下午2点30分,陶勇被人发现死在海军招待所后院花园里的井里。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调查,最后认定是自杀。我们马上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做出了他是
‘畏罪自杀’
的结论,同时上报中央和军委。这个问题,同样我和萧劲光也是一起研究过的,他也是这样的意见,他说:‘可能是自杀,没有更为可信的其它证据。’以后这个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他家里的人断言是他杀。但是折腾十几年,把我们抓了以后有关方面继续调查,也没有找到他杀的根据嘛。”

  康生却借“文革”浪潮,把此旧案翻了出来,借此可给一大批中共重要干部戴上“叛徒”帽子,而且借此可以给刘少奇定下一大罪状。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

第二天,傅崇碧就走马上任,担任了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以后又担任了北京军区政委。有人主张换班子,傅崇碧不同意,他一个干部也没有动。他说当时不讲违心话就过不了关,这点我理解。

  他们还说,这些老同志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的。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这下子,王光美决定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她一起去。于是,在警卫的随行下,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轿车离开了中南海。

傅崇碧想起自己老往西山跑,和几个老帅吃过饭照过相,然后就把照片压在玻璃板底下。把他关到东北时,看守人员把相片放得很大,叫他反戈一击。审问人员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说只要说了搞了什么阴谋,就可以出来工作。傅崇碧不承认有阴谋,只是发火,质问,为什么把我关起来?我犯了什么罪?审问人员说他造反。他说你们才造反呢,就要走,不谈了。两个战士拉住他的衣服。他说,你们枪毙吧,朝胸口打,蒋介石、日本鬼子没打死我,让你们打死算了。因为他态度始终不好,连着换了五六个地方,关了六七年。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争取到了革命领导权,经受了长期的艰苦、复杂的斗争考验??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成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一系列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呢?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来到京西宾馆,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边的各地领导者握手问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就走过去,和他握手,他说: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肖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帅讲话时都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子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们,而且明确地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

一万多人斗陈再道,要把陈整死,傅崇碧就把陈再道搞到电梯里,让电梯升到半截,谁也找不到。周恩来为这事也哈哈大笑。

  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当时,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到干部缺乏,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报告中共中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同意了这决定。于是,柯庆施通过徐冰,把这一决定告知狱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孔祥祯。

从“文革”一开始,就得罪了江青

  2月18日晚上,听了一面之词的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碰头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评会。聂荣臻和其他老革命家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参加了7次“政治生活会”,接受批判。康生是这次批判会的组织者和煽动者。他们对老革命家围攻批斗了20多天,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到了老革命家头上。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借机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至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被打倒或不能正常进行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林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把肩负党、政、军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整倒、搞臭、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这也使他们在篡党夺权的道路上越滑①“联动”,全称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当时的一个群众组织。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的错误决议。

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傅崇碧很高兴,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天快亮了,他就没有去钓鱼台,直接回了家。虽然他知道江青正在钓鱼台办公。

  聂荣臻在检讨中始终不承认“二月逆流”是有预谋的反党活动,对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他认为是正常的同志间的接触,没有准备作检讨。但陈伯达等人步步紧逼,追问他与叶剑英、陈毅等人接触了几次。聂荣臻表示曾多次去过叶剑英家,也经常和陈毅、徐向前见面。这时,有人在会上拿出监视聂荣臻活动的登记,逼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活动。聂荣臻当场痛斥了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然而林彪、江青一伙不顾事实真相,硬把这说成是“反党活动”。按他们的说法,老同志分为两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为地方上的一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为军队中的一摊;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

毛泽东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了联席会议。

傅崇碧知道自己从“文革”一开始就得罪江青了。

  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这就是1月28日颁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八条命令”明确规定: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以及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的人员与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今后则一律不准冲击;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央军委命令》公布后,受到了全军指战员的拥护,直接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反党乱军阴谋。

周恩来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

  在“文革”中,“叛徒”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政治帽子。要打倒谁,只要此人曾被敌人捕获过,那么“叛徒”的帽子就“奉送”一顶。

图片 1

  聂荣臻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第二小组。江青一伙专门安排聂荣臻的一些老部下参加这个组,发动大家兴师问罪。但在会上,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地表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没过多久,一位参加会议的老部下对聂荣臻的秘书说:“聂老总是个正派人,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参加反党集团?!

“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

  恶作剧“智擒王光美”的幕后指挥

第二次要抓这些科学家时,聂荣臻还是打电话,让保护。傅崇碧悄悄地把这些科学家转移到七机部的楼上,刚开始用一个连警卫,后来不放心,又调来一个加强连,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其他地方也加强了警戒。红卫兵要冲,傅崇碧说,谁冲就开枪打谁,这是军事禁区。后来,傅崇碧把这件事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对。傅崇碧也把此事汇报给了叶剑英,叶剑英也说对。江青却发了好大的脾气,谁叫你保护这些“学棍”的?你保护这些人是不行的。傅崇碧对周恩来说,江青追得很厉害,周恩来说,他们再问,你就说是我叫办的。然而就是在被关起来最艰难的时候,傅崇碧也始终没有说他干的那些事是周恩来和聂荣臻的意见,他不吭声。

  为了打倒这些老同志和其他老干部,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个关键性的反革命谬论,说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解放军是资产阶级军队,因此都应该打倒。??而我们则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要看这个革命是谁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共产党领导下,就会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被国民党蒋介石篡夺了领导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彻底失败。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

  “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的报告要很快搞出来。当时我和专案组的同志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

黄克诚在医院里写了个条子说拉不出大便,想吃点苹果。傅崇碧跟他很熟,但不敢看他,就叫警卫买点苹果,乘专案小组不在的时候送给他,关照警卫把吃剩的果核拿掉。没想到第二个苹果核就叫发现了,追到傅崇碧这里。傅崇碧说旧社会还可以探监呢,他自己的钱,买几个苹果吃怎么了?你又没有规定。江青、康生都不满意,说把文革小组比作旧社会。

  在这两次会议上,聂荣臻对林彪、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为“联动”①分子、保守反动分子,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甚至还有被关押起来的情况,表示十分愤慨。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②碰头会议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钓鱼台,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向江看作了汇报。当晚,江青便安排张、王、姚带着会议记录去见毛泽东告状。

此后,阎长贵每天在给江青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江青意犹未尽,居然觊觎周恩来!红卫兵提供的一份旧报纸影印件,曾使江青欣喜若狂,以为有了击倒周恩来的重磅炮弹!

图片 2

  1967年1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了夺仅的高潮,形势越来越乱,并且波及军队各总部等领导机关。

“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江青很是得意,因为她利用红卫兵,羞辱了王光美,出了积在心中多年的怨气!

周恩来说,不要紧。你现在还落不了案,人家不让你留在北京,让你到广州去。我跟叶帅说,不要走,就在北京。叶也讲了这个意见。你回来还是搞卫戍区,主要是整顿。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北京军区。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对老革命家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然阳奉阴违。林彪在派黄永胜、吴法宪向聂荣臻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时,同时也传达了他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这分明是一种警告。林彪一伙还严密封锁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不准外泄,以便他们在适当的时机,抓装二月逆流”再做文章。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1974年,北京传来了指示,让傅崇碧坐飞机马上回北京。但是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就由两位干事、一个科长陪同坐特快火车返回了北京,住在西直门原来给苏联专家盖的房子里,三大间,屋里有电话。傅崇碧没有打电话,这么多年与世隔绝,他已经不知道任何一个电话号码了。监护这时还有,但是他不再进屋来。到北京的第三天,叶剑英派孩子来了,给他送东西,说现在事情清楚了。萧克也跟他讲,说不要得罪……第四天,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来找傅崇碧,说总理想见他,还派了个大“红旗”来接。过去,周恩来身边的人傅崇碧都认识,现在来的这个不认识。他怕又有点什么,就问陪他来北京的沈阳军区的保卫科长去不去,保卫科长说,我跟你一起去。但是,当保卫科长要上车时,却让人家训了一顿,你去干什么?没让保卫科长去。

  2月16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你再说一遍,我记下来传达给林彪同志。”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傅崇碧说了按周恩来指示安排省委第一书记、老部长的事。主席,他们查我。哪个查?中央文革。哪个?康生。傅崇碧没敢讲江青。毛泽东说,总理搞得很好,你也搞得很好。不要紧,再追,就说是我叫办的。毛泽东又问,朱德现在还有大字报吗?有,名字都是倒着的,还画着××。现在是好人搞坏了,坏人搞死了。傅崇碧还讲了搞原子弹的专家以及知识分子都叫臭老九,毛泽东说,老九不能走。傅崇碧说,主席,你不要告诉他们是我说的。毛泽东说,你怕什么?这是我讲的。

  聂荣臻心里很清楚,在这次全会上是有“关”要过的。会议中他交了一份“检讨”,主要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1968年春,国防科委系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选举代表的条件中,有一条是“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聂荣臻和他的秘书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条件。当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后,聂荣臻专门写了检讨。但是,他没有想到,连日来小组的批判发言逐渐升级,最后,竟把自己划为“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

原来在1月14日,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25个团体组成的以原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刘格平为首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省军区负责人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权。毛泽东对江青说:

  彭德怀答曰:“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

此后不久,他们先后恢复了工作。

  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因肺炎高烧39℃以上,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他的心率每分钟达150多次。早在1965年,国家卫生部就接连向中央递交了两份关于聂荣臻病情的报告,要求让他全体一段时间。然而,工作太多,他只能坚持。“文化大革命”以来,聂荣臻由于过度操劳,以至心脏病频繁发作,不得不经常住院。这次聂荣臻住院期间,叶剑英给张瑞华打来电话,请她一定要转告聂荣象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叶剑英的几句话,给病中的聂荣臻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由于毛泽东已作明确表态,连谢富治和康生也讲了实话。

这时候,周恩来从小会议室里出来,把傅崇碧叫进去,对他说,你不要激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在里边,没有出来。傅崇碧心里明白大概有事,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事。一会儿,林彪来了,周恩来把座位让给他,自己坐到另外的沙发上。林彪紧挨着傅崇碧坐下,对他说:你到沈阳,当第一副司令,温玉成接你的手,主管卫戍区。命令一宣布,周恩来叫傅崇碧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谈一谈,然后就出去了。

  出席这次会议的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革命家,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攻讦对象。于是,本来是为“九大”做准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到分组讨论时,林彪、江青一伙却有计划地把老革命家们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里,并对他们发动了总攻。把讨论会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二月逆流”了。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在这个报告上有江青的签名。由此可见,迫害、逮捕王光美同志,完全是江青、康生亲自预谋,一手策划的。”

傅崇碧说,你该休息了。

  会上,谭震林严厉地指责江青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倒,把全国搞乱了。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狠狠地拍了桌子。然后,谭震林站起身,收拾完文件,夹起公文包,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1967年1月21日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亭亭和源源去了之后,被他们扣留,作为“人质”。他们逼迫亭亭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平平“粉碎性骨折”……

然而,长长的噩梦毕竟过去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不论自己的处境多么困难,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大闹怀仁堂”以后不久,有一次叶剑英对聂荣臻说:“康生指责我,说我曾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我记得没有说过这句话呀?”聂荣臻当即回答:“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

江青在军队没有职务,却穿了身军装,对傅崇碧下指示,要给上街游行的造反派解决车辆。傅崇碧请示过周恩来和军委几位老帅后,没有理会。这样的事以后还有几次。毛泽东刚开始接见红卫兵时,几位老帅也来了,为了让老帅多和毛泽东说会儿话,傅崇碧没有理会江青让提前的催促,借口没准备好。江青感到傅崇碧对她的话不怎么听,再加上傅崇碧一再倒向老帅一边,就更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了。

  聂荣臻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起考验过来的,互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行!”

据闫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1年中,江青无论是作报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倒皆倒,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倒了,刘涛倒了,王光美倒了,刘少奇也倒了。

经历过“文革”的那些搞原子弹、导弹的科学家都记得傅崇碧,都说他是有大功的。要不是他保护,那些关于原子弹的材料非搞烂了不可,他们这些科学家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当时这些高级专家住在三个地方,都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聂荣臻找到傅崇碧,对他说:要保护那些人和那些机密材料。

  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的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

“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

  那张大字报,如同在刘少奇正在流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这些都触犯了江青,她拍桌子说,红卫兵造反,你们为什么这个限制那个限制的,光开红灯不开绿灯。林彪也批评了傅崇碧两次。但是周恩来、聂荣臻和叶剑英都是保护的意见,傅崇碧也觉得应该保护科学家。

  叶剑英说着说着举起右手,用力向桌子拍去。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这就是以后被传扬开的“大闹京西宾馆”。

1月25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徐向前昨天汇报的内容,他写道:

  这个狂潮的第一个浪头,朝王光美扑去!

傅崇碧在京西宾馆住了半年多。有一次,杨成武一家和傅崇碧一家一起去看望聂荣臻,聂荣臻指指耳朵说,只带耳朵别带嘴。大家都不敢深说什么了。

  林彪的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从这以后,大会小会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少奇、邓小平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哦,江青在施展毒计:因为刘涛、刘允真系刘少奇的第三个妻子王前所生,江青要这两个孩子去见王前,“跟你们的生母一起揭发刘少奇”!

毛泽东的尚方宝剑

  早在1966年9月1日,在由叶剑英主持,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参加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汇报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其中提到: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师以下部队及军以上机关的警卫、通信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不准地方到部队串联,也不准部队到地方串联,更不让地方群众和红卫兵到部队营房搜查。如果发现有人企图煽动部队搞武斗,各级党委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并立即上报。萧华的讲话,总的精神是要保持部队的稳定。聂荣臻是完全同意这些意见的。叶剑英、徐向前也都同意。9月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批转了萧华讲话的要点,要求部队坚决遵照执行。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

鲁迅手稿找到了,江青说这是小事,主要是要找毛主席的手稿。毛主席手稿找不到了,这可是大事,傅崇碧连夜报告了杨成武,又到秦城监狱去提审戚本禹。戚说,我没有拿主席手稿,我拿的是主席文章的清样,不是手稿。杨成武叫傅崇碧汇报。汪东兴说是这样,让傅崇碧写个报告。后来,傅崇碧才知道,鲁迅手稿中提到了狄克。狄克是张春桥的另一个名字。

  在部署上,林彪、“四人帮”搞“二月逆流”,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到二月上旬,双方多次在政治局或军委会议上,对要不要稳定军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在外事口集中攻击陈毅,把外交部搞瘫痪,妄图先夺国防和外交大权??这几个方面的斗争,发展到二月怀仁堂碰头会议,进行全面摊牌??①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至此有了正确的结论。

“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给他捎去。”

  戚本禹在七月十九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

上海造反派连着送给傅崇碧两包材料,都是江青20世纪30年代当演员的材料,其中还有江青给蒋介石祝寿的照片。周恩来都叫傅崇碧给江青送去。第一次江青当时什么也没说,后来在会上发了一通火,说背后整老娘的材料。第二次送来的材料,周恩来叫人加了密封印后请示江青,江青让销毁,还点名让傅崇碧到场……

  当天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得知会议情况,浩浩荡荡地由西山出发,直奔景山附近萧华的寓所。大概在半夜12点,聂荣臻家墨绿色的大门被擂得山响。有几个人正扒着铁门想往院子里翻。警卫战士一边大声喝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864页。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毛泽东问,北京现在怎么样?傅崇碧说,北京现在很乱。胡耀邦下跪,腿都跪破了。陈毅夫人挂着大牌子挨斗,坐“喷气式”。毛泽东问,什么叫“喷气式”?傅崇碧说,就是一边一个人按住中间的人,头往下压,胳膊使劲往上举。毛泽东问,红军时怎么斗地主的?傅崇碧说,游街,戴高帽子。那时有没有“喷气式”?没有。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当会议主持人徐向前问明了情况,得知昨晚萧华的家被抄,非常气愤。这时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的叶剑英突然厉声痛斥道:“萧华昨晚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1967年1月9日在、发出》。

  不过,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曾志所忆:

有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叫傅崇碧去。傅崇碧把这事对毛泽东说了。毛泽东问他手中拿的是什么,他说我也没看,上车时红卫兵从车窗户塞进来的。其实傅崇碧知道是红卫兵画的“百丑图”。毛泽东看后发火了,这是丑化我们,都说朱毛一家,朱和毛能分开吗?这个“百丑图”是错误的。赶快打电话给陈伯达,不准印这个。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百丑图”。

  1969年4月1日至24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的座次排列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主席台左侧,全是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说明他们是左派。主席台右侧,是所谓“二月逆流”的成员。别看他们还保持着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头衔,却是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的。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于是,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与会者大多都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他们的罪名是让“特务”王光美“打入”军调部,并“拉入”党内。刘仁在狱中戴了五年多手铐,磨得露出骨头,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死于狱中。武光关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了三年半,被折磨十一年之久!

叶正光对聂荣臻攻击得很厉害,傅崇碧就去问叶剑英怎么办?叶剑英说把叶正光关起来。他就带人去了,把其他人轰走,把叶正光关了起来。江青让放人。傅崇碧说不能放。江青就亲自找傅崇碧谈话。

  这场重大的原则斗争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为了实现乱中夺权的阴谋,就唯恐天下不乱,今天要打倒某人,明天要打倒某人。他们以毛泽东关于党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论点为借口,到处煽风点火,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批判”、“揪斗”、“造反”、“炮轰”、“火烧”、“打倒”等形式,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致使许多地方的工厂停工,农村停产,学校停课。

原来,上海玻璃机械厂在1967年初夺权后,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生产委员会”。这个“革命生产委员会”的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改变夺权后工厂生产无人过问的状况。

  江青批:“同意。”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

  秘书很快把萧华家被抄的情况报告给了聂荣臻。当说到萧华办公室的保险柜已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材料散失在地上的情况时,聂荣臻气愤他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了,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要读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还要读狄德罗的《机械人》。

  一回到北京,陈云便参加了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所谓的“伍豪启事”。六月十三日,陈云以当事人身份,在会上说道:

那天夜里,参加接见的有军队里的总长、副总长,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在小会议室里。卫戍区的团以上干部也都到齐了。傅崇碧对汪东兴说:大家都是突然被叫来的,没有吃饭,搞点饭吃吧。汪东兴就叫人搞了一些点心来,大家边吃边聊。

  ② 1979年2月8日,聂荣臻与《人民日报》记者谈“二月逆流”问题。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

  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关照、保护老将帅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坐不住了。1月24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晚,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3点多钟,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1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儿位老帅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

欲知其它省份的夺权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据王力回忆:“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江青宣布改组专案组时,除王力一人外,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专案组,还加上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小平同志被打倒以后,是康生抓的。中间空了一段,汪东兴实际抓。江青说:‘康老(引者注:指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我要直接抓,戚本禹当我的秘书,具体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负责。’江青多次强调:‘专案组我要抓,我直接对毛主席负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问,一边通知了值班的秘书。虽然聂荣臻当时住在西山,但保密室里存有大量的机密文件。值班秘书很紧张,不由得摸了摸腰间的手枪。这时,大门外有人高喊:“错了,错了”,“往北,往北”。门外,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造反派突然出现在萧华家里,要抄家抓人。而早有戒备的萧华,连忙从后门离开家,几经辗转,来到了叶剑英家里。

1月19日,毛泽东召开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把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一把手召集到北京参加学习班,提高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江青果真不死心。一九六七年十月,她在钓鱼台对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她指了指道:“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江青这话,透露了她整周恩来之心。这里“材料”何时抛出,要看“形势”了。

1979年3月,党中央专门发文,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越远,行为也越来越猖狂。

“警告想要把军队搞乱的野心家,他们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

放出来也没有什么征兆

  ① 1968年10月15日,聂荣臻为“刘少奇专案组”写的证明材料。

“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江青心虚,卫戍区、市政府大楼到处找傅崇碧,找到他家,叫傅崇碧马上到钓鱼台来。追问傅崇碧为什么不先到她这里,傅崇碧说天快亮了。江青问主席都说了些什么,傅崇碧说没讲什么,就讲了讲安定团结。江青更加生气,问省委第一书记、老部长都到哪里去了,赶快交代清楚。傅崇碧有了尚方宝剑,不慌不忙拿杯子喝水,说不知道。江青站了起来,陈伯达也站了起来。傅崇碧也发了火,把杯子一拍,你问主席去。江青马上软了下来,你怎么不早说?周恩来当时也在场。出来后,他把傅崇碧拉到车上,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冷静?傅崇碧把毛泽东的话讲给周恩来听,周恩来笑了,你办得好。

  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从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毛泽东的讲话,肯定了老革命家们行为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

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

  “江阿姨”在跟他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革命形势”之后,终于点出了话题:

周恩来说,八一建军节人没有出来,主席在长沙打电话问了两次,为什么杨成武、余立金都出来了,傅崇碧没有出来?傅崇碧到哪去了?“杨余傅事件”搞错了,都要平反,贺龙要平反……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见你们一次,除了你们三人,还有萧华、刘志坚。毛主席也要见你们。傅崇碧这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赶快从沈阳回来。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清楚了,你放心,回来先住京西宾馆,把九大文件全部拿给你看,然后检查身体,到北京医院,不要去301。派人把房子整一整,给你派个车。周恩来把这些事一一交代完,然后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尤其对取消党的领导、怀疑和打倒一切老干部、军队开展“四大”等违背根本原则的做法,激起了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在中央军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们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作了坚决斗争。这是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而林彪、江青一伙,却把它诬蔑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

傅崇碧把周恩来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

  这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

傅崇碧被关起来时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犯了什么错。直到关了很久后的一天,他从小窗外看见一条“打倒杨余傅”的标语,还想了好久,没听说有叫“杨余傅”的人啊。他哪里想到“杨余傅”是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自己。

  聂荣臻住在城里,被造反派纠缠不休,每天连正常的看文件、读报纸的时间也难以保证,不得不搬到西山。在僻静幽雅的山坳里,聂荣臻与住在那里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经常在一起议论“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左”的错误,对中央文革的乱军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后,这些同志间的正常接触和谈话,竟被当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重要“证据”。①聂荣臻常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在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的提议下,1967年1月1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同一天,林彪却授意《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社论指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遥”第二天,林彪又授意军委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这些举动,完全与中央通知精神相悖,进一步导致了许多造反派组织冲击军队,其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两天之后,王光美悄然再去清华大学。刘少奇要她在那里蹲点,以求摸清基层的“文革”情况。

傅崇碧记得那是1967年初,他马上加强了警卫。另外,那批关于原子弹的材料,叫造反派给搞走了,傅崇碧告诉聂荣臻后,聂荣臻说,一定要搞回来,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搞回来。傅崇碧对周恩来说了,周恩来非常支持聂荣臻的意见。于是,傅崇碧派人给追回来了,然后封存起来。

  从1月8日到4月中旬,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他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

“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经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如下:

来接的人带傅崇碧进了第一道门,又进了第二道门,迎面看见穿着睡衣的周恩来。周恩来紧紧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傅崇碧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的最高潮。

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内中有:

后来,傅崇碧恢复自由后,碰见江青,江青握着傅崇碧的手说,咱们是老相识了。确实是老相识。在延安时,傅崇碧就认识江青,但他想起江青的所作所为,没有吭气。江青又说,你出来是我讲的。傅崇碧说,我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他就不说感谢江青。江青一听这话,马上把手抽回来,脸拉得老长。

  2月11日,在西山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聂荣臻、叶剑英等又共同拟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重申了军委“八条命令”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稳定军队的有效措施。这份砥柱中流般的文件,表明了共和国的元帅们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1月7日4时以前到该院做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做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做检查?请主席批示。”

  就这样,彭德怀赴西南走马上任。这表明,毛泽东已在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图片 3

  可是过了两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聂荣臻与叶剑英议论说,让这些娃娃们去工厂、农村到处乱窜,煽风点火,这股火烧到哪里,那里的生产就得停顿,此举实不可龋10月5日,林彪授意发布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明确提出:在和党委的关系上,运动期间要突出地强调文革小组的权力作用。军队院校要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四大”。此后,全军院校相继大乱,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造反派们互相串联,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连连遭到冲击。

傅崇碧猫着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着“喷气式”的样子,说道: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得罪江青的事很多。不说别的,就说握手,也得罪过江青,人家是握两只手,傅崇碧就握一只手。江青说,你们老红军,哪里看得起我们。

  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来到京西宾馆听取某工业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当听到有人说搞两面派的人没有好下场时,聂荣臻立即义正词严地表示:“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

林彪当即召集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开会,商议并拟出了关于军队文革的7条规定:1、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2、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4、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7、不准串联。

  关于江青负责刘少奇、王光美专案一事,一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审问江青时,记录如下:①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已经被关起来的贺龙发高烧,需要住院。江青却说贺龙没有资格进301医院。周恩来就叫傅崇碧想办法,找个医院。傅崇碧说军区总院也造反了,不行。我们卫戍区的师医院可以,没有造反。周恩来说,那好,就去那里。傅崇碧亲自去看的房子,很大,怕屋里太冷,傅崇碧又叫人拿来两个加热器。他不敢去看望贺龙,但从卫戍区找了一个很好的厨师专门给贺龙做饭。后来,造谣说傅崇碧和余立金勾结,要把贺龙送到苏联保护起来。因此,江青多次火冒三丈地质问过。傅崇碧或者沉默,或者干脆叫她问主席去。

  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议。与会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40余人。会议围绕着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一致认为,军队不能开展“四大”。而江青、陈伯达一伙却顽固坚持军队不能特殊,必须开展“四大”。双方针锋相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时,叶群突然跳了出来,捏造罪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江青、陈伯达也一唱一和。陈伯达胡说什么“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总政是“阎王殿”,“军队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等等,硬逼萧华去群众大会上作检查。老帅们听了都非常气愤。

刘少奇回到家,对家人说:

  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夏,忽地在旧报纸上查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谁?有人告诉他们惊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来!

周恩来交给傅崇碧一个任务,说是有30多个省委第一书记、老部长呆的地方不行了,要傅崇碧给他们找个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把他们送到东高地,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给他们吃小灶,还给他们送每天的报纸。有一天,林彪问,第一书记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傅崇碧说,他没管。第二次林彪发了火,你卫戍司令不知道谁知道?傅崇碧说,没交给我,我怎么知道?江青、康生也为这件事拍了桌子,叫傅崇碧交代。傅崇碧说,别问了。江青一伙让傅崇碧交代清楚,是谁让干的,傅崇碧说上边。哪上边?傅崇碧又不说了。

  说完往外就走。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也对谭震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此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其他的老革命家纷纷发言,批评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建校于一九二五年。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二院。

党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我就根本不信。你们心里也要有个数,把他的身体照顾好。”有一次,陈伯达有意追问聂荣臻:
1948年敌机轰炸了城南庄,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就出在你的司令部,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聂荣臻干脆地回答: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你有本事去问毛主席好了。临到会议结束,江青还就此问题作了①
1968年7月5日,聂荣臻写给军委办事组的信。

不久,毛泽东又要军队承担“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

  那天下午,快要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电话铃声响了。

1974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三位将军平反,恢复名誉。

  毛泽东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不同。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封锁,他不了解“二月逆流”的真相。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嘛,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

“好。马上把贺电发出去。”

  那是江青直接给他们打了电话:“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周恩来住在西花厅时,傅崇碧过去天天都要去,甚至一天去个两三回,而这回车过了中南海西门还往北开,到了小西门,不进,又往北。这时还有幻想,说可能从北门进,北门还是没进。等过了养蜂夹道,还往北,傅崇碧以为完了,又受了骗。车子开到文津阁的一个院子,那地方傅崇碧知道,是中央文革材料小组所在地,有七八间房子。他心说,这回又骗了我了。但车还往前开,一直开进北京医院的院里,说到了。

  他们很清楚,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萧华的攻讦,矛头是冲着他们几位老帅来的。江青一伙的目的,就是要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搞乱军队。对此,聂荣臻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就和叶剑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傅崇碧在离休前曾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文革”中,他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就是在卫戍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他被莫明其妙地关了起来。

  ① 1979年1月16日,聂荣臻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1、此两件很好。2、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个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周恩来在上海处境危急,中共中央决定他于十二月上旬离沪,沿着广东汕头—

保护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1967年2月初,为了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在这些连续召开的会议上,老一辈革命家们与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2月14日和16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召见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了解北京的情况,他说:

  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

见到周恩来,傅崇碧才知道自己是真正出了牢笼。周恩来说,不要激动,你受苦了。你的问题都清楚了,不要着急。

  197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月正流》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编辑部来人征求了聂荣臻的意见。为此,聂荣臻专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信中写道: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一伙蓄意陷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一桩大冤案。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双方就在如何掌握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三点深刻的分歧,一直在针锋相对地斗争:一、要不要党的领导;二、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

于是。毛泽东提笔写道: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柞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在飞机上,傅崇碧也不说话,躺在飞机的铺上抽烟。飞机很快就在沈阳降落了。下了飞机,立即上来四五辆车。当时傅崇碧还是什么都没有想,只是觉得有些不大正常。住处的门口、楼上各一道哨,还给他派了保卫人员。他想下楼,保卫人员说为了安全,还是不要下楼。直到这时,傅崇碧才知道自己被关起来了。送他的飞机要返回北京,他说先不要走,这屋里什么也没有,给我找几张纸,我要给中央写封信。飞机当天就没有走,等了一天。信很简单,问为什么这样调动工作?有这样调动的吗?为什么派两道哨?我想不通!究竟我犯了什么错?我可以检讨。你们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提供。当然,没有任何人再给他讲什么,他就这样成了一个囚徒,一个加强班30多个人看他一个,还经常换地方,大概是怕人知道。

  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他回头又叮咛了一句:

  王光美被打成“战略情报大特务”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4月7日,聂荣臻专门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刘少奇被打倒后,专案组人员要聂荣臻写材料证明刘少奇是反对“八·一”南昌起义的。聂荣臻说:“我没法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工贼,让我写事实可以,让我表态也可以。”聂荣臻证明说:“南昌起义时,刘少奇是中央委员,他因为有病,住在庐山。恩来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他,好有所准备。我到九江找到了刘少奇同志,转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过反对起义的话,我怎么能说他说过呢?”“刘少奇的结论由组织上全面考虑,我知道这话他没有说过。”①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枪真刀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柞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关起来的时候没什么征兆

  林彪、江青一伙唯恐天下乱得不够,
1967年1月初,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陈毅发动进攻,策划要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与此同时,1月3日,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航3名学生代表时说:“聂荣臻有缺点,可以烧一烧。学生可以与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把革命搞好。”在如此露骨的煽动下,北京航空学院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更是肆无忌惮地把炮轰聂荣臻的浪潮越掀越高。就是这些北航学生,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公然在国防部大院外安营扎寨,胡闹了28天,叫嚷什么要清算国防科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聂荣臻认为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打电话给王力进行解释。同时,要国防科委对这些学生进行开导教育。而江青一伙却对国防科委的有关领导人说,“科委不要把聂帅推到第一线”,“不要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这把火一点,一时间,北京街头立时出现了花花绿绿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其中,要数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过来竟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打倒了陶铸,“中央文革”的顾问只剩康生了。

  这场关于“二月逆流”的批判,整整持续了4年,使这些老革命家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

谭震林一听就要蹦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报告说:

  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未点名公开攻击刘少奇!

  在“九大”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聂荣臻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同意把聂荣臻等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林彪、江青一伙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从心理上折磨你。

1月21日,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

  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那里。陈毅元帅则常去西山。刘志坚跟几位老帅的关系密切,江青便要整掉刘志坚。

  1971年11月,毛泽东接见了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当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在场的人大声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1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红卫战报》的一篇题目为《赞“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文章。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从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以后,聂荣臻的日子日益艰难起来,造反派的炮轰、批判接踵而来。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有9个人贴出了大字报,说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在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意思是指,
1967年6月,聂荣臻在向国防科委的领导人说起关于某干部历史上有过自首问题,后来经过长征考验,又重新入党一事时,他讲了一句“记得这是毛主席说的”话。(事实是,
1935年12月27日,聂荣臻曾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指出,凡属经过长征考验的,应广泛吸收入党。①从此,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抓住这句话加以歪曲,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国防科委系统的其他造反派与国防科委机关的造反派结合起来,闹得更是不可开交。在批评还是打倒聂荣臻的问题上,两派群众组织矛盾也日益尖锐,争论更加激烈。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康生也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口授一份记录:

  在以后几天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坚决不同意江青等人要在军队搞大民主的主张,列举了大量的军队被冲击的事实,提出稳定军队,迫在眉睫。军队的情况越来越紧张,整了萧华,又整杨勇等高级领导干部,各地纷纷告急。

1月5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是“地派”!

  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碰头会仍在继续。江青在会上故作姿态怪声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没有来?他躲到哪里去了?”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了中南海。王光美则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这个会,毛泽东定下的主题是“对任重提提意见”,不料“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几句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点把陶铸击倒了!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在讲话中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那个时候没有搞‘喷气式’,最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不过,红卫兵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批示道: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①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九大’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一次又一次会上较量,蒯大富坚持反工作组的立场。后来,他宣布绝食,以抗议工作组。

图片 4

  江青,终于借助红卫兵的恶作剧,使王光美第一次受到凌辱。这样的恶作剧,在中共党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2、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当时,除了顾顺章之外,顾在上海的家属也知道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情况及中央机关地址。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后,他们知道了新址,写信向顾顺章告密。

1月12日这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冲入刘少奇的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上了大字报。

  周恩来当即作出坚决回击,于五月十九日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答复江青的挑战。

1月21日下午,海军上将陶勇投井自杀身亡。

  谁知,到了那家医院,他们立即处于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包围之中。

“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创造,军队支左是个好典型。”

  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刘少奇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

再说1月6日晚,毛泽东把刘少奇1月5日的请示信批给周恩来,他写道:

  “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中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

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通告,宣布说:

  当天深夜,他的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往火化场,他的脚都露在车外!

“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还不了解真情,就说:

  毛泽东一席言,那一阵密集的批判的排炮,似乎烟消云散了。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8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自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首先发起“红卫兵”,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之中,出现了“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说她已四十五岁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

这一天,徐向前见林彪尚无回音,就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细细推敲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一九二九年曾经被捕。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①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是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一个瘦削的老人从内屋出来,还没有问清怎么回事,就被北京红卫兵团团围住。

“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毛泽东皱着眉头,又问道: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平平的腿好了吗?”

  专案组威胁孟用潜道:“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中称赞领导夺权的原山西省委领导人和省军区负责人支持夺权斗争,“为全国革命领导干部作出了好的榜样。”并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通告中说:“自即日起,接管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文革”是怪事层出的岁月。作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经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么一轰一煽,居然被打倒了!

关于陶铸的情况前边已经说过,他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后来,他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可是,他却利用掌管的宣传大权,在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大登刘、邓的照片,特别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他还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把陈毅的头像去掉,换上了邓小平的头像,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毛泽东才说了上边那些话。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志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中增加一条,变成了“十六条”。刘志坚执笔,补写了这新增的一条:

徐向前也站起来吼道: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不料,从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使韩爱晶震惊:到手的彭德怀,被人抢走了!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他们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正是为了抓捕这个老人——彭德怀!

他又转向大家,问道:

  果真,此事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起风波。这天,北京大学“六四○六信箱”某学生给中央写信,重提“伍豪事件”。江青又借此攻击周恩来。

谭震林紧追不放。江青说: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东方翁曰: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权开始,到1月8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的夺权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还有红卫兵卷入其中,但他们已经不是运动的主力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之前,许多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都已经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他们已经取代红卫兵成了运动的主力军。同时,在这一时期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造反派逐渐发生分裂和改组,两派或者几派之间,都各自标榜自己是左派,是造反派。军队内部的文革也出现了派别之争。于是派性斗争日益加剧,对立面之间的武斗也不断升级,终于导致了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大混战局面。作者东方直心
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①叶永烈,《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陈云在江西》,《知音》一九九二年三期。

谭震林听说毛泽东来了,就不再吱声了。

  他,怎么个终于“交代”呢?

“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还有很多调查工作没有进行。专案组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在报告的第一页上划了一个大‘×’,并批上‘报告搞的不好,退回专案组。’专案组看到退回的报告,知道江青生气了,决定由我拿上报告去问康生究竟怎么办?康生看后,他说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他说算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好了。事后我看到康生九月八日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给王光美加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

“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二十岁的韩爱晶打了电话:“现在开展文化革命越来越深入,海瑞一直没有批判,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进行批判。”

谭震林听江青如此说,就更来劲了,说:

  ②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

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

  在“文革”中,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术”之一。

“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能允许他们就这样给毁掉吗?”

  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的情景,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三人后来在联名回忆文章中如此记述:①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

  刘少奇才高兴了两天,受江青、戚本禹唆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派,又冲进刘少奇家中,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张桌子上接受批斗!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紧急通告》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不料,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打乱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的脚下响起了炸雷!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牢骚说:

  且不提批斗会上那荒唐的种种批判,王光美在万国睽睽下,最为招人注意的是被红卫兵戴上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不经过毛泽东同意,也不讲任何策略,专门接见了新华社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了社会。

  那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号称“天派”(“航空”在天),在北京颇有影响。韩爱晶派出最能干的部将,组成“特遣小队”,扑向大西南,扑向成都……

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

  江青不仅煽动了红卫兵,她也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煽动。

刘少奇落座之后,郑重地对毛泽东说:

  九月二十九日,林彪看了这份《审查报告》,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说“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月16日这一天,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在毛远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团联合总部,宣布夺权。

  也就在这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列入了《抓叛徒》简报之中。

“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专案组的成员们,其实也明白,从杨承柞、张重一那里,得到的只是逼、供、信所制造出来的伪证。他们不能不这么逼,不能不这么乱编,那是因为在一个来月前,曾受到江青的严厉的批评。

话说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在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的代表团时,点名批评了陶铸和王任重,说他们都是执行刘少奇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写上他们的姓名,还打了个叉叉。”

  由于补充了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连,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Author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