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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美术现代性转型

[摘要]黎正国一曲山歌一个坡88×68cm中国画1963年
说起新疆,你一定会想到天池;提到西藏,则一定会想到高原;谈到美术创作,你的脑海中一定会有让自己印象深刻的边疆民族题材作品。从历图片 2黎正国
一曲山歌一个坡 88×68cm 中国画
1963年说起新疆,你一定会想到天池;提到西藏,则一定会想到高原;谈到美术创作,你的脑海中一定会有让自己印象深刻的边疆民族题材作品。从历史上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美术刮起了“最炫民族风”。边疆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拓展了画家的视野,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更多的表现空间。李焕民的《初踏黄金路》、董希文的《春到西藏》、黄胄的《洪荒风雪》等表现边疆民族题材的美术作品,都在新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边疆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主要是表现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歌颂民族大团结,黄胄、叶浅予、周昌谷、李焕民等美术家在这一时期深入到边疆地区采风写生,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民族精神的作品。第二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末,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服饰和图腾图案被画家在作品中重点表现,使他们的绘画技巧得到充分发挥,画面形式感极强,方增先、陈丹青、韩书力等都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很多反映少数民族现实生活的作品。第三个阶段是从21世纪后至今,这一时期的边疆民族题材作品表现方式更加多元化,画家在创作时更多融入了自己的思考,田黎明的《雪域净土》、尼玛泽仁的《佛门盛世》等都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中国美术创作中的“最炫民族风”仍在继续,值得一提的是,高等美术院校也培养出了大量少数民族美术创作人才。艺术是历史的文化留痕,边疆民族题材为画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创作出的作品也成为了反映民族精神、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桥梁纽带。
为中国美术现代性转型
提供了创作资源尚辉(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美术》杂志执行主编):近年来,中国美协主办了一系列的边疆民族题材梳理展,最近的一个是刚刚开幕的“美丽南方·广西——中国美术作品展”,最早的一个是“灵感高原——西藏主题展”。当时在做西藏这个选题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后来又做了新疆、内蒙、云南、贵州、广西这些题材的梳理。当我们在做“灵感高原——西藏主题展”,在梳理西藏美术的时候,我们发现做这样一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拿西藏来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李焕民等美术家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西藏农奴解放后步入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作品,这些历史画面非常珍贵。再到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寻根文化热,更多的美术家来到了西藏,创作出了很多真实表现藏族风情和生活的作品,推动了写实绘画的发展。80年代中后期以后,表现民族题材的作品已经是遍地开花,表现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疆民族题材的作品成为了当时中国美术界的一股热潮。通过这一系列的展览,通过对边疆民族题材美术的梳理,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现象。首先,像新疆和西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很少有少数民族画家用绘画去表现他们本民族的生活,虽然有唐卡这些民族民间美术,但都不是创作型的作品。之后,随着新中国美术教育对少数民族美术人才的培养,出现了阿鸽等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画家,这些画家通过在高等美术院校的专业学习后,回到地方上创作了很多表现本民族题材的作品。其次,我们发现大量的内地画家开始热衷于边疆民族题材的作品。这些现象都是新中国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也成为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美术发展的主要潮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民族题材也为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转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比如潘世勋的油画作品《我们走在大路上》,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少数民族群众的欢天喜地,但是在服饰的表现上有很多现代因素。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美术现代性转型中,我们也学习了西方的现当代艺术理念,这些理念通过民族题材的表现得到了充分发挥,包括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等等。边疆民族题材画到今天,也发生了另外一种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边疆民族地区也开始了城市化进程,少了几分神秘感,与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已经不再每天穿着自己的民族服饰,在今天的美术作品中,对边疆民族题材已经开始进行更深层的发掘和表现。通过梳理,我们发现,边疆民族题材在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现在,表现的类型和审美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折射出了中国美术现代性的特征。具体来说,这么多画家喜欢画边疆民族题材,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少数民族的服饰非常好看,有画的意趣;其次,边疆民族题材对于画家来说,在创作时有新鲜感,独特的边疆风情,以及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都能激发画家的表现欲。所以这么多年来,美术家们还是非常钟情于边疆民族题材的创作。此外,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边疆民族题材美术创作能为绘画的现代性转型提供创作资源,这是画家热衷这类题材的内在原因。
美术创作需关注
当代语境下的民族精神殷会利(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协民族美术艺委会主任):少数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与研究是我们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个科研方向,民大美术学院与其他美术院校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我们培养的是少数民族美术人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也是我们美术创作的重要内容。从我本人来说,就特别关注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和社会生活。我的设计和绘画,都是以少数民族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回顾近百年来中国美术的发展,民族题材的美术作品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国画改革、油画民族化以及装饰画的发展都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提供的创作灵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蔚然成风,叶浅予、潘世勋、董希文、陈逸飞、陈丹青、黄胄、丁绍光等一大批艺术家都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成为反映新中国各族人民社会生活景象的代言人,通过民族风情的绘画展现中国多元文化的魅力。我国地大物博,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和服饰都有别于汉族,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形态给艺术家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灵感,不管是音乐、绘画还是舞蹈,少数民族题材都是艺术家们热衷的创作取向。在新中国美术发展的历程中,大部分画家都画过民族题材的作品,西藏、新疆、内蒙古和云南等地都以独特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情,吸引着美术家的目光和足迹,留下了很多风格独特、富有民族精神的美术作品。以少数民族题材为灵感来源的民族风情绘画,对中国美术民族化的探索具有启示意义,同时对于塑造融汇多元文化气象的新国家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民族大学一直特别重视少数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与研究,结合美术专业的教学计划,我们每年都组织师生到边疆民族地区去进行采风,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民情,一方面可以引导学生对于民族题材的美术成果认识和梳理,另一方面通过写生活动培养学生挖掘民族题材的能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培养了一大批民族美术人才。我们发现,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同学,他们在美术创作中不仅特别关注家乡的风土人情,还会更多地融入一些本民族的艺术语言和文化元素,比如很多藏族学生在绘画中会融入唐卡的视觉元素。所以,我们在指导学生进行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同时,还特别重视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从而丰富当代美术的表现语言。近年来,中国美协对边疆民族美术创作也非常重视,一方面,举办了很多民族题材的梳理展,这些民族题材作品展,是带有文献性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美协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美术创作人才的培养,在我们民族大学就举办了5期少数民族美术创作与设计研修班,为民族地区培养了100多名美术人才,直接服务于民族地区。现在中国美术发展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态势,艺术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少数民族题材的美术作品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少数民族的地域风情和文化特色,更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的深刻解读。在我看来,民族的精神发展关系着民族未来的发展,美术创作更需要关怀当代语境下民族的精神世界,这依旧是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重要方向。(本版文字据采访录音整理)图片 3吴冠中
桂林农家 73×61cm 油画 1980年
图片 4罗尔纯
桂林三月 48×34.5cm 油画 1971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美术创作在题材与主题、言语与风格、媒介与材质以及审美意趣与文化价值等方面的选择和取向上,不断发生着转换和变化,但是,不管在任何时期,西部,特别是西部民族区域和民族生活,始终是中国美术界热情关注、倾心创作的题材,这种热情持续不断、从未消解过。可以说,西部民族地区成为新中国艺术创作最丰厚的资源之一,为艺术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在新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一大批经典的艺术作品。

《 人民日报 》( 2019年06月23日 08 版)

叶浅予《中华民族大团结》表现各族群众围绕在毛泽东主席周围举杯欢庆的场面,画面中人物众多、风采各异,不仅描绘出不同民族人物的形象特征,同时还表现了毛泽东主席与各族群众之间的互动呼应关系。叶浅予为突出各族群众与毛泽东主席欢饮的场面,去除了人物以外的多余背景,强化了身着民族服饰的人物形象产生的视觉冲击力,同时采取波浪状的构图,让人群充满生机和律动,突出了热闹欢庆的气氛。

近年来,中国美协主办了一系列的边疆民族题材梳理展,最近的一个是刚刚开幕的美丽南方广西中国美术作品展,最早的一个是灵感高原西藏主题展。当时在做西藏这个选题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后来又做了新疆、内蒙、云南、贵州、广西这些题材的梳理。当我们在做灵感高原西藏主题展,在梳理西藏美术的时候,我们发现做这样一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拿西藏来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李焕民等美术家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西藏农奴解放后步入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作品,这些历史画面非常珍贵。再到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寻根文化热,更多的美术家来到了西藏,创作出了很多真实表现藏族风情和生活的作品,推动了写实绘画的发展。80年代中后期以后,表现民族题材的作品已经是遍地开花,表现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疆民族题材的作品成为了当时中国美术界的一股热潮。

董希文这位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享誉画坛的油画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先后三次赴西藏深入生活,写生创作。50年代初期,创作了系列表现新西藏的油画作品。他于l953年创作的《春到西藏》《千年土地翻了身》,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歌颂新西藏的主题性美术作品,画家用明丽的色彩、奔放的笔触,表现春意盎然的高原景色以及翻身农奴欢快劳作的情景,欢快、喜悦、阳光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浸润于高原春天的温暖之中。这是画家对藏区诗意化的视觉呈现,写实性的语言传达出的是浪漫的气息。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从北京到四川的李焕民数次深入阿坝藏区,他激动地用速写、素描和色彩描绘着高原的风光和一个个动人的形象与场面,先后创作了《织花毯》《医》《新建藏族小学》《高原峡谷》《扬青稞》《藏族女孩》《初踏黄金路》等作品。这些作品形象记录着那片土地上发生的变化,讴歌着那片土地上勤劳纯朴的人民,李焕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高原藏区的热情歌手。

60年代,藏族题材美术创作迎来新的高产期,美术工作者一次次奔向青藏高原。如潘世勋数十次赴藏深入生活,1960年创作的组画《翻身曲》就源于他对西藏牧民翻身做主人新生活的深切体验。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美术还侧重表现少数民族群众翻身做主人、迎来新生活,以及他们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取得的建设成就。代表性作品有旺亲拉西《草原上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3年,年画)、石鲁《古长城外》(1954年,国画)、周昌谷《两个羊羔》(1954年,国画)、董希文《春到西藏》(1954年,油画)、艾中信《赛马会上》(1954年,油画)、黄胄《洪荒风雪》(1955年,国画)及《丰乐图》(1959年,国画)、黄永玉《阿诗玛》(1956年,版画)、李焕民《初踏黄金路》(1963年,版画)、潘世勋《我们走在大路上》(1964年,油画)、陈烟桥《归途》(1961年,版画)、妥木斯《送奶》(1964年,油画)、哈孜·艾买提《罪恶的审判》(1964年,油画)等。这些作品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美术创作带来一股新风,也推动了新中国绘画艺术在“现代化”“民族化”“写实化”“群众化”等创新要素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近年来,中国美协对边疆民族美术创作也非常重视,一方面,举办了很多民族题材的梳理展,这些民族题材作品展,是带有文献性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美协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美术创作人才的培养,在我们民族大学就举办了5期少数民族美术创作与设计研修班,为民族地区培养了100多名美术人才,直接服务于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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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中国美协先后推出少数民族主题创作大型系列专题研究展,如“灵感高原”“天山南北”“浩瀚草原”“七彩云南
多彩贵州”“美丽南方·广西”等,意在通过系统梳理各地域民族题材美术发展脉络、创作成就以及人文价值,以研究带创作、以创作促研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良好反响。在此基础上,相关机构多次组织少数民族主题艺术展赴外交流,先后在罗马、米兰、悉尼等地举办“雪域高原——中国绘画作品展”等,进一步加强了中外艺术交流。

版画家李焕民于1959年创作的套色木刻版画《初踏黄金路》,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废除农奴制,藏族群众翻身做主的新生活。在画中,3位藏族女子各自牵着一头牦牛走在金黄色的庄稼路上。这幅作品用高明度高亮度的红、黄为主基调来烘托画面喜庆丰收的气氛,显得璀璨夺目。作者采用肯定、简练的刀法,并注重刀法的写意性表现,与画面中欢快的人物形象形成呼应,使作品在视觉上呈现出和谐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这幅作品既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又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编辑:江兵

4.民族文化精神的视觉呈现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个世纪90年代后,在全球化语境中,有关西部民族题材的艺术创作又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再局限市井生活图景和民俗风情的表现,而着眼于民族地区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的挖掘,表达对这片神秘土地的精神体验和对其精神信仰解读的热情。西部少数民族的生命意志、宗教信仰,基于古老广袤土地和悠久历史文化之上的时空观念、信仰价值成为艺术家力求表现的内容。艺术家们在创作中主要采取象征的手法来表达,即便是写实性语言,也侧重的是精神观念与文化内涵的表现。

在艺术走向多元、新潮美术迭起的时期,对少数民族题材的关注,依然体现为美术工作者的文化自觉。像黄胄从50年代起便常年深入新疆写生。进入80年代,他步入创作盛期,完成一大批表现新疆人民生活的巨作,如《欢腾的草原》《帕米尔之舞》等,影响了中国人物画发展。再如刘秉江自70年代末不断深入新疆地区,创作了一批形式新颖、颇具表现力的作品。更值得一提的是,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的他,几十年来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美术专业人才。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是民族美术经常表现的宏大主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涌现出大量经典作品。代表性作品有叶浅予《中华民族大团结》(1953年,年画)、赵望云《解放大西北民族大团结》(1951年,年画)、王临乙《民族大团结万岁》(1958年,雕塑)、黄永玉《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1959年,壁画)、黄俭等《民族大团结》(1958年,浮雕)、金梅生《全国民族大团结》(1959年,年画)等。

尚辉:

尽管这个时期的美术创作依然遵循的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但是,彰显的却只有革命的激情和政治的浪漫,而少有现实的关怀,更无温馨的气息。从总体上看,“文革”期间艺术家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语境中创作空间受到限制,但是,也因一些美术家独特的感受和娴熟的技巧,创作出了一些在艺术风格上有鲜明特色的作品。特别是藏族题材的美术作品,如《高原门巴》《泪水洒满丰收田》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青藏高原怀有深厚情感的还有李焕民、徐匡等。李焕民从上世纪50年代起便深入四川阿坝、甘孜等高原牧区,驻村与牧民同劳动、同生活,深切理解牧民新旧社会的情感变化,其版画作品从《扬青稞》到《初踏黄金路》,以淳朴、强烈的造型语言,表现了青藏高原新主人的精神面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我国文艺创作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在此背景下,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族人民翻身做主、开启新生活、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成为这一时期美术创作的主要表现内容。艺术家们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创作反映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新生活、新风情、新面貌的美术作品,催生了新中国第一次民族美术创作热潮。

具体来说,这么多画家喜欢画边疆民族题材,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少数民族的服饰非常好看,有画的意趣;其次,边疆民族题材对于画家来说,在创作时有新鲜感,独特的边疆风情,以及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都能激发画家的表现欲。所以这么多年来,美术家们还是非常钟情于边疆民族题材的创作。此外,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边疆民族题材美术创作能为绘画的现代性转型提供创作资源,这是画家热衷这类题材的内在原因。

再就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影响下,美术家们确立了深入生活、表现现实的艺术态度,广袤的西部,丰富的民族生活无疑成为众多美术家实践“深入生活,表现生活”文艺观的最佳选择。正因为如此,新中国许多有成就的美术家几乎都不止一次地深入西部民族地区,搜集素材、体验生活。另外,新中国建立以后,美术界持续对近古“文人艺术”的质疑与批判,促使艺术家对“深沉雄大”的美学精神的呼唤与渴求。这种美学精神在大量的西部艺术遗存中得到彰显,也在西部民族地区的自然山川和人与自然张力中凸显。因而在西部丰富的艺术遗存和西部人的生活境遇中寻觅已经被文人艺术软化了的精神、艺术语汇成为众多艺术家的内在需求。许多美术家从画室走向了西部广阔的空间,从赵望云、沈逸干、吴作人、董希文,到黄胄、刘文西、李焕民、周韶华、吴长江、潘世勋……无不在西部的民族风情和西部的艺术中找到了滋养自己艺术生命的养料,锤炼了新的艺术语汇,从而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发生了转换或走向了成熟。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题材创作更加丰富,展现出新的审美意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靳尚谊油画《塔吉克新娘》,将中国审美趣味中的“意”与西方油画中的“形”相结合,成就了新古典主义油画创作高峰;袁运生为首都机场航站楼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冲破思想束缚,以独特的造型构成、形式鲜明的绘画语言,成为人物画范例;詹建俊油画《高原的歌》,则根据其青藏高原之行的印象和想象,以新的表现方式展现出藏族人民新的时代风采。同时,以丁绍光、蒋铁峰为代表的一批云南画家,以反映少数民族风情的装饰性绘画,成就“云南画派”。

黄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生活和写生为起点进行创作的人物画家。他于1959年创作的作品《丰乐图》,表现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庆祝丰收的场景,表达了新社会人民的美好幸福生活。画家把近百个人物借助远近大小、高低错落的空间布局安排到了画面中,突出了前景中舞蹈的人物和中景中军民合欢的情景,场面欢快热烈又不失秩序感。作品中,不同的人物姿态各异,顾盼呼应,与现场气氛融为一体,反映了画家高超的人物造型能力和画面把控能力。在色彩运用上,画家大胆采用多种鲜艳的色彩,并巧妙搭配运用到民族题材人物画中,这是以黄胄为代表的新中国民族题材画家在人物画领域的开拓创新之处。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物画领域新主题创作的需求,黄胄在发挥中国画挥洒写意特点的基础上,巧妙地融入民族文化元素与当代气象,使他的作品在题材与技法、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和谐统一,呈现出一种既具有东方意蕴,又散发着浓烈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色彩的现代图景。

吴冠中 桂林农家 7361cm 油画 1980年

在中国传统美术史上,也有不少文人或宫廷画家曾表现过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但是,这些形象多作为歌颂帝王功业,展示朝廷威仪的要素而被使用,画家常常以“他者”的视野来观照和表现少数民族人物,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诸多傲慢和“偏见”。除了历史上少有的由非汉族执掌政权的朝代,少数民族题材是少有进入主流美术创作的。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抗战的爆发,随着国家重心的西移及民族文化价值大讨论的深入,在现代艺术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关注和表现西部民族风情的热潮。吴作人、司徒乔、董希文、庞薰栗、叶浅予等人多次深入青藏高原、大漠戈壁写生创作,创作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西部民族题材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大团结的国家意识使每一个历史时期西部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都甚为活跃。在历届的全国美展中,表现西部民族题材的作品都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出现了一大批经典之作,建构了持续、系统的西部民族艺术图像体系,成为新中国美术图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新中国的不同阶段,艺术家关注西部民族地区的艺术视向、表现的题材、传达出的美学趣味是有所差异的。我们可以将60年来中国美术关于西部民族题材的创作大致划分这样几个时期:

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带动了民族文化的研究、活化和转化,丰富了中国现代美术并强健了其审美品格。其于形式和内容上的拓展,促进并拓宽了国、油、版、雕及漆画、新材料等美术品类的发展,使其艺术语言特征更加鲜明;其广泛吸纳、借鉴民族文化元素,以造型力度强、形式构成新、内涵丰富的艺术特征,满足了人们对地域和民族文化的了解和想象。同时,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现实题材美术创作,推动了当代人物画发展。其70年来积累的优秀作品,与其他艺术经典一起构成新中国美术创作的高度。

《初踏黄金路》 李焕民 1963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边疆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主要是表现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歌颂民族大团结,黄胄、叶浅予、周昌谷、李焕民等美术家在这一时期深入到边疆地区采风写生,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民族精神的作品。第二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末,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服饰和图腾图案被画家在作品中重点表现,使他们的绘画技巧得到充分发挥,画面形式感极强,方增先、陈丹青、韩书力等都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很多反映少数民族现实生活的作品。第三个阶段是从21世纪后至今,这一时期的边疆民族题材作品表现方式更加多元化,画家在创作时更多融入了自己的思考,田黎明的《雪域净土》、尼玛泽仁的《佛门盛世》等都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想象融入到艺术的表达中,用充满感情的语言抒发着对西部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民族风情意象,为观众构建出充满沉厚而邈远、温馨而神奇、雄放而宁静的民族区域的图像世界。

中华文化丰富多彩,其所蕴含的生命活力、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独特的审美观念,吸引着一代代美术工作者垦耕于此。少数民族文化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作为新中国美术一支重要脉络,既为“民族”和“地域”美术的研究与创作提供范本,也对民族文化复兴、建构具有中国精神的现代美术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丰富,各民族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成为滋养新中国艺术家创作的养料和源泉。各民族美术家主动地、积极地、有组织地进行民族题材美术创作,是新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一时期,大批美术家深入民族地区采风写生、体验群众生活,为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生活基础,他们的美术作品才显得真实且厚重。

我国地大物博,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和服饰都有别于汉族,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形态给艺术家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灵感,不管是音乐、绘画还是舞蹈,少数民族题材都是艺术家们热衷的创作取向。在新中国美术发展的历程中,大部分画家都画过民族题材的作品,西藏、新疆、内蒙古和云南等地都以独特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情,吸引着美术家的目光和足迹,留下了很多风格独特、富有民族精神的美术作品。以少数民族题材为灵感来源的民族风情绘画,对中国美术民族化的探索具有启示意义,同时对于塑造融汇多元文化气象的新国家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在过去60年中持续不断,今后仍将是备受美术家关注和热衷表现的内容。审视那些引起观众共鸣,成为经典艺术图像的作品,我们可以获得在新时期力求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有新突破新超越的启示。在民族题材的艺术创作中,有这样几个关系与问题需要我们去把握与思考。

摘要: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作为新中国美术一支重要脉络,既为“民族”和“地域”美术的研究与创作提供范本,也对民族文化复兴、建构具有中国精神的现代美术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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