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文学编辑……虽然身份不同,专注领域也不尽相同,但不少参加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代表纷纷表示“既要珍惜民族身份,又要勇于突破僵化界限”。因此,“个性”“共性”“共情”等阐释这一观点的词汇频频出现在分组现场交流发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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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是多民族聚集的省份,分布着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49个民族。日前,由吉林省作家协会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吉林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研讨会在长春市举行。

近年来,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欣欣向荣,涌现出蒙古族作家黑鹤、徐海丹,朝鲜族作家全勇先、李云迪,赫哲族作家孙玉民,壮族作家陆少平,满族作家闫泰友、吴继善,回族作家杨知寒、杨美宇,鄂伦春族作家侯波等一批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作家,相继在小说、儿童文学、剧本、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网络文学等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收获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白玉兰奖”最佳编剧奖、比安基国际文学奖等多项大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主体民族创作共同构筑了黑龙江省文学创作的壮美画卷,在近期召开的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黑龙江省代表团5位作家参会并做了发言,让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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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作协党组副书记曹启文是汉族,他谈到所在的浙江虽然不是少数民族人口大省,但少数民族作家们牢牢把握坚守民族文学生命线的信念却格外坚定:他们珍惜身份,灌注情感,同时把民族个性和精神融入到时代发展洪流中,勇于突破固有壁垒,以富有时代感、荣誉感、使命感的创作联结起人类共同的情感世界。

10月15日,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圆满结束。

据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金仁顺介绍,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吉林省的文学发展中一直占有相当的比重,涌现出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满族作家胡昭的《军帽底下的眼睛》,满族诗人丁耶的长诗《外祖父的天下》,蒙古族作家王士美的长篇小说《铁旋风》《格瓦拉传》《李宗仁归来》,满族作家王汪的长篇小说《她从大海那边来》,满族作家王宗汉的《关东响马》,满族作家李中申的《香港之夜》等在省内外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少数民族作家群体壮大成绩斐然

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其中15个为云南独有民族、16个为跨境民族、8个为人口较少民族。自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得到日益发展壮大。在全省2044名省级作协会员中,有658名少数民族作家会员,比例占全省作协会员32%;在全省249名中国作协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有112名,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如今,云南2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本民族的书面文学作家,白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藏族还形成了本民族的作家群体。尤其值得欣慰的是,云南15个独有少数民族,不仅有自己本民族的作家,还有自己本民族的中国作协会员。在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中,云南作家获奖作家人数位居全国第一,已达101人次。云南的民族文学,既是云南文学事业的一张特色名片,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创作队伍的中坚力量,在传承与繁荣云南民族文化中功不可没,已经成为了弘扬主旋律,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文艺政策的重要队伍。在文化戍边、文化软实力输出等方面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回族作家仝志男曾经在文字创作上非常坚持民族个性,会议后他开始反思创作理念的合理性,感悟出其实自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书写——“不纠结和局限于民族身份,作为人类一员而写作,作为一个写作者而写作”,无论生命血缘或文学创作,少数民作家格外珍惜民族身份,但也同瑶族作家钟二毛所说的一样,并不希望这成为思想桎梏和写作包袱,“作品能走多远、能否走进读者心里与作家身份和作品题材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也不形成对等关系。”

10月15日上午,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安排了分组讨论,下午举行了大会交流发言。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李敬泽、阎晶明、白庚胜,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等出席。

新时期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吉林省的少数民族创作更加有活力,不断创作出反映时代变革的优秀原创作品,在创作题材、叙事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也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目前,2529名省作协会员中,少数民族作家比例约占13%。朝鲜族诗人南永前的诗集《圆融》,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长篇小说《春香》,满族作家格致的散文集《从容起舞》,先后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满族作家胡冬林的儿童文学长篇《巨虫公园》获全国儿童文学奖。金仁顺的《纪念我的朋友金枝》获得人民文学年度优秀奖,满族作家兄妹王可心、王家男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雪乡》获夏衍优秀电影剧本奖一等奖,格致的《满语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这些作品风格浓郁、笔法精致、特点鲜明、具有东北地域色彩,是吉林文学的重要收获,也为中国民族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光彩,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上的一道边陲风景。

黑龙江省作协创研室主任詹丽辉介绍说,目前黑龙江省共有中国作协少数民族会员17名,省级少数民族会员229名,此外还有众多市及市以下级作协会员,都是长期工作、生活在基层的少数民族业余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满族和朝鲜族的文学创作队伍人数众多。满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在黑龙江省文学发展史上取得了不凡成绩,如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关沫南、中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陈玉谦、王治普等,是黑龙江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代表;黑龙江省朝鲜族作家创作委员会是一支十分活跃的创作力量,很多人以母语进行创作。

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的实际情况是,作家队伍庞大,人数众多,获得“骏马奖”的人次居全国第一,作品数目可观。但是真正的少数民族文学大家不多,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学精品太少。我们经过调研发现,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遇到的“瓶颈”比汉族作家更甚,已成为推进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的掣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此,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提醒作家们要避免浅表化和标签化的民族写作,可以尝试从具体事物入手——比如很多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少数民族,主食大多是土豆、玉米等外来食物,因为本土食物无法满足人口的增长。但是这种外来食物曾引起了欧洲人口爆发增长,在中国却没有。阿来觉得这些具体文化和历史细节,都为作家们提供了进一步探究的写作路径,而不囿于对民族文化特色的固化认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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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张清华认为,民族作家如何既背靠自己的民族文化,又使自己的写作超越地域性,超越民族性,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大部分用汉语写作的民族作家,处在民族身份和超越民族身份的认同的两难境地,从主体角度来讲有困境在,但是作为写作可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或者是一个巨大的可能性。从曹雪芹到纳兰性德,到老舍,既背靠自己的民族文化,又超越了民族性,成为经典的作家。

黑龙江省对少数民族文学工作非常重视,2004年组建了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专业委员会,并设立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学奖,至今已举办五届,为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学人才、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1.少数民族作家一般起步较晚,所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又受地域、环境、视野、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局限,致使他们的文学创作难以有更大的突破与超越。在与汉族作家的文学竞争中,他们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是中国文坛的“弱势群体”。云南的少数民族作家,大多分布在边疆、基层,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则全部分布在边境或经济极欠发达的贫困地区,要解决他们“走得出来”、“学得进去”、“写得出来”、“发表得了”的问题,是个综合性很强、需要多方面协力支持的工作。对民族地区,经济要脱贫攻坚,文学“扶贫”也不能落下。

身为蒙古族的乌兰其木格是北方民族大学教师,从事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她注意到在少数民族文学中批评是薄弱环节,这与少数民族文学中存在的脱离社会现实精神的某种风情化写作有关。现场交流时,她谈到少数民族写作应当加大对民族历史、文化和传统神话等精神遗留的运用,可以适当从知识层面的审美重回少数民族天、地、人、神、鬼杂合的文化传统。来自阿坝州汶川的羌族作家杨国庆正是在创作中思考如何与过去的文化发生联系,汶川地震发生后,他一直关注文学该如何表达这一事件。从长诗《汶川羌》到《汶川年代》,从呈现环境到深入对历史文化的总体思考和探索,探索他所生活的岷山——古代以它为原型虚拟出昆仑山并衍生出了昆仑文化,除此之外还有灿烂的三星堆文明。

分组讨论现场

作家夏鲁平认为,民族地域书写是作家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每个作家都有精神故乡,童年的记忆,生活的地域,都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但作为作家是否成熟的标志,是看他如何突破民族与地域的狭隘,以更广阔的视野反观自身的生活。

黑龙江省作协积极扩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为少数民族作家加入省作协提供更多的机会。努力培养少数民族代表作家,采取“送出去”战略,选送优秀少数民族作家到鲁迅文学院等高等文学殿堂深造。十八大以来,黑龙江省共推荐20多名少数民族作家到鲁迅文学院学习。

2.少数民族作家几乎都来自基层,拥有丰富的本民族文化资源,带着与生俱来的异域文化背景,一旦跨文化用汉语进行文学书写,他们的表达能力便受到极大的制约,有好题材但驾驭能力不足,有好故事却写作技术不高。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写作者,用自己母语以外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少数民族作者学会汉语书写已属不易,用汉语文学语言来传递和弘扬本民族文化、反映社会现实、表达自己的生活与理想则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同时,不少与会者力求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队伍建设。纳张元直言,没有少数民族评论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评析与推介,少数民族作家很难有动力和热情进行本民族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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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扶持力度,自中国作协设立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以来,黑龙江省共推荐24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其中5部作品获得扶持;此外还推荐了3部作品参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作品出版扶持专项,有2部作品获得扶持。与此同时,黑龙江省作协还聘任法律顾问,使少数民族作家权益保障问题得到落实。

3.缺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引导机制和相关政策。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大省,却是一个“小作协”,其机构设置和经费不足与建设一个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极不匹配,也极大地制约了云南文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云南全省现在没有一名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专业作家,大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是在文联、作协体制内的作家,深入生活往往是蜻蜓点水式的、应急式的,作家下基层挂职体验生活也常受到各种因素制约。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条件则更为艰难,在他们的创作起步阶段,缺乏经费支撑,也少有接受培训、文学交流之机会,他们受到的文学鼓励与温暖、感受到的文学氛围与熏陶,远远少于生活在城市里的汉族作家。

“过去的没有过去,未来的已经来临”。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在发言中用一句话概括了少数民族文学当下面临的发展境遇:文化融合。来自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三都县的水族作家潘国会是第一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这也是水族作家的第一次参会。水族虽然偏居贵州一隅,但有着光辉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并形成了丰富的口头文学。但潘国会也坦露,水族历史与故事都靠口口相传,这也是导致水族地区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上世纪80年代,水族开始接触汉文化并引入汉字作为文字记载方式以来,大大加快了与外界的交流及进步。“现代化的世界已经由不得你决定要不要开放,这世界已经向你走来。”正如四川阿坝州羌族作家谷运龙的切身感受——变化无处不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秘书长尹汉胤才会提出“少数民族文学并非局限在作家身份上,文学作品也并非只有展现少数民族风情,对民族本质性的认识才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根”等思考。

分组讨论现场

字里行间流淌一个民族的心灵

4.坚持用民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举步维艰。少数民族用汉语创作和用本民族语言创作,对于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文化繁荣都同样不可或缺。我省有双语创作能力的民族作家并不少,但往往需要自己去找钱出书,稿费收入少得可怜。我省的景颇族作家木直·玛波,多年来坚持用本民族语言写作,已出版了四部景颇文的长篇小说,迄今已发表200多万字景颇文作品,其作品流传到东南亚各国,在境外景颇同胞中的影响力甚至超过在国内。因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深深吸引着境外的景颇族同胞,他们也亟需了解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但玛波每出一部长篇小说都要四处去找钱,自己仅得几千元稿费。这极大地打击了民语文学创作的积极性。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均为跨境民族,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势必影响到境外的本民族同胞,是文化软实力输出最有利的抓手。近年来,云南省作协采取纳入“重点扶持”的方式对用民语写作的作家实行部分补贴,但因涉及面大,标准难以确定,仅是杯水车薪。多年来,省作协吁请政策性支持的努力没有得到有效回应。改革开放之初,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相继创办民语文学期刊,现有公开刊号的民语文学期刊仅保留西双版纳的《版纳》,德宏州的《永罕》、《文蚌》三种,办刊均已超过30年,但经费很少,十分拮据。以景颇文文学刊物《文蚌》为例,这是一本每年出四期的文学季刊,大16开,64个页码,每期印3000册,办刊经费仅12万左右,稿费每千字才120元。基本作者队伍常年有40到50人。景颇族是个跨境民族,境内有14万人左右,而境外仅在缅甸就有200万人。景颇文的《文蚌》文学杂志已经发行到东南亚一带,甚至流传到印度阿萨姆邦,虽然发行数量不大,但很受境外景颇同胞欢迎,甚至还有十来个境外的作者经常来投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民语文学作品和民语期刊对边疆维稳、民族团结、反对分裂、文化软实力输出,已经取得了一定作用,这是别的方式不能替代的。但是民语刊物和民语文学创作遇到的困难,我们也应引起充分的重视。

不少少数民族作家已在文学创作中尝试触碰新领域——曾经的海外打工经历,给满族青年作家周子湘带来独特的观察视野和思考:当下高速发展的时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已经跨越民族传统,不再囿于既定的历史文化风俗,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在云南泸沽湖,周子湘接触到被誉为“东方女儿国”的摩梭人,交流中她发现,世代传承的走婚习俗在青年人中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喜欢两人组建的稳定家庭生活。当下少数民族青年随着社会文明进程,逐步形成突破民族传统的价值观,也在日益多元的时代生活下建立着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这启发了周子湘的创作灵感,她打算以此写一篇小说:“我们可以写写这个时代中少数民族的新样态、新活力。以作品说话,要说的就是文学性、民族性、时代性。”

在上午的分组讨论中,与会代表共同探讨了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经验和举措。大家谈到,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召开,对于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大事、喜事。这些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在祖国各族人民创造美好新生活伟大实践的鼓舞下,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时代巨变、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佳作。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批评、出版、译介等各个领域全面繁荣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少数民族作家要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基础上获得对社会现实的总体认知,创作出属于新时代的新史诗。希望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共同谱写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新篇章。希望中国作协和各级作协继续关心和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以更多切实举措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壮大和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

在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中,有位70后作家,他就是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享有盛誉的蒙古族作家黑鹤,其动物小说独树一帜,多次荣获全国奖项,海外译本逐年增多。

少数民作家格外珍惜民族身份,民族地域书写是作家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家协会对推进繁荣云南文学事业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在行业指导、创作扶持、文学评论、作家培训、对外交流、会员发展、文学评奖等方面,都时常让我们基层作家受益匪浅、倍感温暖。

回忆起青葱岁月里参会的情景,63岁回族作家王延辉眼中闪现着喜悦的光,“当时刚刚进入文学殿堂,作为散杂居回族的一员,我对回族文学题材非常感兴趣……”王延辉是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得主,创作经历丰富,称得上是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中坚力量。“过去讲少数民族作家是本民族代言人的说法比较多,而现在,我们讲融入比较多”,从亲身经历出发观照民族文学的变化,他坦言,随着写作越来越成熟,自己反而“不敢写了”,中途停下来投入其他题材小说的创作,因为如果继续对本民族文学题材开掘,如今的他早已不可能仅凭一股热情和兴趣写作——“今天文学不再是单一地对一时一地的记录,新时代的民族文学同样如此。要面对的细节和有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如何站在更高的地方思考今天的民族题材写作,将是一个十分审慎的过程”。

下午的大会交流由李敬泽主持。石一宁、金仁顺、包银山、田耳、阿拉提·阿斯木、次仁罗布、纳张元、朝颜、陈雷鸣、景宜、雷忠等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围绕大会主题,结合各自的创作和工作实践,先后分享了对文学创作和作协工作的看法。

此次赴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黑鹤作为领队,第一次将会议所有的议程都参加了,他在发言中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特别提到了一直用汉语写作的他,今年在自己的作品中选择了十本书,通过远方出版社和众多翻译家的努力,以蒙古语出版,将创作回归母语。

(作者系云南作协驻会副主席)

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上,如果你看到身穿蒙古族服饰、长发戴耳钉的神采奕奕的“大叔”,那一定是儿童文学作家黑鹤。曾经他羞于开口说自己儿童文学作家,现在他很骄傲自己的作品能丰富儿童的精神世界,并且想把更多更好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儿童文学翻译传播到世界各地。“去学校给孩子们讲课,我讲的第一课就是祖国。中国少数民族那些美好而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文传统,值得展示给每一个热爱多彩文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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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鹤在大兴安岭创建了个人写作营地,扎根生活第一线。他说:“我的作品类型应该是以动物为角色的自然文学,其中包括自然散文、小说等。但目前中国的文学分类里尚没有这个分类,又因为我的作品中以动物为题材的小说较多,所以自动把我归为儿童文学作家,这样一来,我倒是拥有了广泛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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