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屈原[战国]——“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掌控禁军的背景下官僚士大夫争权的政治现象。中唐以降,宦官专权,反对宦官的朝廷官员大都遭到排挤打击,而依附宦官的又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牛李党争始于唐宪宗元和三年的进士考试,此后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到唐宣宗时期以李德裕被贬谪到崖州而宣告结束,前后持续近40年。就连唐文宗对此都不得不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牛李党争使本已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也正是牛李党争,深刻地影响了一批才智之士的命运。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悲剧意义的当属与温庭筠合称“温李”,与杜牧合称“小李杜”(大李杜指李白与杜甫)的李商隐。李商隐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解析李商隐个案,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唐代科举制度与人身依附关系,在士人身上打上的深深烙印,使他们在精神与仕途上都缠上牛李党争给其带来的无穷磨难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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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唐怀州河内人。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僚家庭,曾祖父李叔恒,19岁登科进士,位终安阳令,祖父李俌,位终邢州录事参军。李商隐出生时,其父李嗣正任获嘉县令。3岁左右,李商隐随李嗣赴浙。不到10岁,李嗣去世。李商隐只得随母还乡,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李商隐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李商隐“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回乡后曾从一位精通五经和小学的堂叔受经习文,至16岁,便因擅长古文而得名。此外,写得一手秀丽的工楷与一手好文章。

屈原是中国第一个大诗人。小时候念过《新三字经》,里面说屈原的那段话现在还记得:“楚屈原,赋离骚,投汨水,品格高”。他是够窝囊的,被小人上官大夫进了谗言,又被楚怀王流放。最后国破人亡,慷慨赴死,连命都搭上了。

大和三年底,17岁的李商隐,以“十六岁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的才名,得到了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令狐楚对李商隐的才能十分欣赏,对他的照顾也颇为周到。并让他和己子令狐绪、令狐绹,侄儿令狐缄等交游,建立了两代人和李商隐的密切关系。令狐楚还将李商隐招进幕府,亲授其骈体章奏之学。当时官私文书皆用骈体,擅长骈体章奏也是致身通显的一条捷径。李商隐《谢书》云:“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意谓自从恩师令狐楚秘授章奏之学后,自己再也不羡慕得到佩刀的王祥了。

他窝囊的理由嘛,一是感觉他有点自恋,你看《离骚》里写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翻译成白话就是“我的血统真高贵呀,我的生日真吉祥!我的外表帅呆了,我的名字也真棒!我不仅很内秀啊,而且还很有特长!”你说他自恋不自恋。不错,屈原是宁折不弯,但宁折不弯的背后恐怕还有点心高气傲,视同僚如草芥,所以他的郁闷有点自找。还有就是他毕竟跟楚王沾亲,出身高贵,前半辈子基本上没吃过什么苦,又位高爵显,当过楚国的副总理,活跃在战国末期的政治舞台上。他被楚怀王信任过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他在有生之年也算部分实现了人生理想的。

大和年间,与李商隐关系最密切的人是令狐楚,令狐楚由封疆大吏而内调至朝廷的吏部尚书,这期间李商隐大部分时间都是他的幕僚。大和四年,令狐楚命李商隐以“乡贡”的资格陪同令狐绹由郓州赴京师参加进士考试。结果,学问一般的令狐绹高中,李商隐却名落孙山。原因很简单,晚唐科举考试很不公平,朝中无背景的寒士很难脱颖而出。李商隐当时就给令狐绹写信:其中有“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心情相当失落。三年之后,李商隐再次赴考,又未中榜。为了寻找出路,李商隐到处“行卷”,即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晋谒一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请他们提携自己。正在此时,令狐绹帮助了他。开成二年,令狐绹之友高锴在夏口任主考官,高锴“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於朝,揖曰:‘八郎之友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故夏口与及第,”清人徐松曰:“义山成名,皆令狐楚所荐。”由于令狐绹的极力推荐,高锴心领神会,遂录取了李商隐。这一科共录取进士40名,名额不算很多。李商隐能够中榜,没有令狐父子的大力鼎助是不可能成功的。

二、司马迁[西汉]——“哀莫痛于伤心,诟莫大于宫刑”

李商隐多年为之奔波的功名理想,终于如愿以偿了。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派体系的原则上来看,令狐父子对李商隐是有恩的。按照当时的社会风尚与牛李党争的社会现实,李商隐不仅应对令狐父子感恩戴德,而且还应效忠于令狐氏所属的牛党。牛李党争的直接起因就是同士人学子通门路、走关系,考进士有直接关联。由于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士人必须奔走于达官贵人之间,设法取得他们的赏识和推荐,才有及第的希望,李商隐正是通过令狐父子的引荐才考中进士,故李商隐一入仕途便被打上了“牛党分子”的烙印。笔者在论述科举制度与牛李党争时已提到,士子及第后,必须到主考官家中晋谒,自称门生,叩拜主考官,称其为恩师大人,其时,推荐者往往也在场,士子亦当叩谢,不忘其恩。这样,主考官、引荐者、门生就自然形成一种相互援引的关系。陈寅恪先生认为:中晚唐座主、门生极易形成朋党,座主提携门生,故施恩望报,门生因座主而进,故须报答座主的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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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绹虽然不是李商隐的直接座主,但李商隐却是在他的帮助下考中进士的,与其说李商隐是高锴的门生,莫如说他是令狐氏的门生。因此,在令狐氏看来,李商隐出自于牛党,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缺少政治历练的李商隐书生气十足,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忠于“门户”,恪守朋党戒律,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种党派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封建家族宗法关系的放大,是政治分野的具体表现。然而,具有书呆子习气和清高意识的李商隐并没有把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放在心上,这就为他后来跌宕坎坷的人生之路埋下了伏笔。

司马迁继承父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太史令虽然官位不高,但对他来说足够了。他的遭遇是人尽皆知的。当时飞将军李广有个孙子——李陵,跟匈奴打仗,寡不敌众,迫不得已投降。汉武帝要诛他九族,实在太过分。司马迁于心不忍,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多了一句嘴,便飞来横祸,被施宫刑。这当然是奇耻大辱,何止窝囊。这还不算,武帝还特意给他安置了一个官职——中书令。这个官在汉代一般都是由宦官充当,像是故意羞辱司马迁。

其实,李商隐对令狐氏的提携是充滿感激之情的。中进士后,他写信给令狐楚说:“自卵而翼,皆出于生成,莫知其报效”。李商隐真诚地倾吐了对令狐楚的感恩之情,向他表白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报效他的恩德。开成二年,李商隐应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之邀,到兴元幕府中去料理文书事务,这时的令狐楚已身罹重病,卧床不起。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命李商隐起草给朝廷的《遗表》。他对李商隐曰:“吾气魄已殚,情思俱尽,然所怀未已,强欲自写表闻天,恐辞语乖舛,子当助我成之。”令狐楚对李商隐的赏识和信任真是到了至死不衰的地步,而李商隐对令狐楚的感情也是真挚的。令狐楚死后,李商隐亲自祭文与撰诗云:“今梦山阿,送公哀歌。古有从死,今无奈何。”“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这种深沉而发自肺腑的感情完全出自于令狐楚对他的知遇之恩,而不是党派利益的共鸣。

司马迁的窝囊是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窝囊,但是他到最后应该不怎么窝囊了,因为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理想已经实现。他不就是为了《史记》而降生的么?别人是壮志未酬,司马迁是壮志已酬,从这一点看,他是幸运的,没什么可遗憾了。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用一生的精力呕心沥血地只写一本书的,只有司马迁和曹雪芹。他俩都把作品看得比命还重要,所以世罕其匹。请问中国还有谁的古文写得比司马迁好么?那些唐宋八大家、什么桐城派古文,跟司马迁《史记》、《报任安书》一比,都渺小了。《史记》文气连贯,感情喷薄,那些文章都不是“做”出来的,句句都是从肝肺里流出来的。

然而,李商隐并没有把对令狐父子的感激之情看成是对其的人身依附。他在给令狐绹的信中说:“首阳之二子,岂蕲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意思是说,我要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而不能像周武王那样与八百诸侯结盟成派。作为一个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文人,李商隐是以效忠唐王朝为宗旨,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而不愿意成为令狐氏的附庸。

三、阮籍[西晋]——“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唐代科举考试由礼部主持,及第者算是有了作官的资格,但委派官职由吏部负责,因此各科及第者还要接受吏部铨试,俗称“关试”。吏部铨试完毕,各科及第者就都隶属吏部,候派官职。但其迟速不光取决于铨试成绩,更要看官员缺额多少,往往新进士可能候补官缺达数年之久,急于求成者,可再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辞”“书判拔萃”科的两种考试,每试仅取数人,立即授官。但由于难度极大,故通过者寥寥无几。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进士及第后,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辞”试失败,足足当了十年白衣进士,只好应藩镇张建封之召去当了一名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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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的情形与韩愈十分相似,他虽中了进士,但没有通过吏部考试,故也没有官职。令狐楚死后,他失去了依靠。恰在此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聘他去作节度使府中的掌书记。王茂元与李德裕关系极好,是李党中的骨干成员。然而,纯属诗人气质的李商隐并未觉察到这一点,他不仅接受了帅府掌书记的职务,而且很快被王茂元看中,将女儿许配给他,做了节帅王茂元的乘龙快婿。李商隐娶王茂元女儿之事在当时颇为人诟病,一个“牛党”的学生,居然背叛恩师的提携,妄恩负义成了“李党”分子。中晚唐时期,牛李党争已闹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李商隐不可能不知道娶李党之女的严重后果,然而,李商隐为何要同王氏联姻呢?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李商隐具有典型的诗人气质,有独立的人格意识,并不把娶王氏之女这件事看成是背叛牛党,投靠李党。其二,李商隐丧妻已久,急需有个家室。他考中进士后,这种愿望愈益迫切。其写的《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一诗中云:“二十中郎未足希,骊驹先自有光辉。兰亭宴罢方回去,雪夜诗成道韫归。汉苑风烟吹客梦,云台洞穴接郊扉。嗟予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从诗题可知,此为作者给令狐绹妹夫裴十四送行到华州的筵席上所作。此诗几乎全篇用典。首联称赞裴十四年少即取得功名,又为令狐贵婿;颔联极赞裴夫妻二人才华出众;尾联用司马相如患消渴病,比喻自己的此时科举不登和无妻的两方面缺憾,而“便欲因君问钓矶”,即从这两方面羡慕赞叹裴十四。这首诗作于开成元年,当时,李商隐正准备应试,考中进士后,这种急于娶妻的焦灼心态更是显露无遗。他在《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诗中云:“十顷平波溢岸清,病来唯梦此中行。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据清代学者冯浩考证,招国李十将军是王茂元的姻亲,他对李商隐婚姻十分关心,故李商隐清晨就去拜访他,希冀李将军从中撮合。诗中的“病”并非是其他病,而是“相思病”。

说到窝囊的人,自然少不了阮籍。他醉饮终日,穷途痛哭,种种的不拘礼法、放浪形骸,都可看做他内心苦闷的外化。

李商隐起初是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党也有李党,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都不讨好,《新唐书·文艺·李商隐传》云:“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商隐忘恩负义。李商隐娶王茂元之女后,令狐绹大怒,咒骂李商隐“忘家恩,放利偷合。”李商隐在婚后向令狐绹苦苦诉说,极力剖白心迹。他在《酬別令狐补阙》诗中云:“惜别夏仍半,回途秋已期。那修直谏草,更赋赠行诗。锦段知无报,青萍肯见疑。人生有通塞,公等系安危。警露鹤辞侣,吸风蝉抱枝。弹冠如不问,又到扫门时。”诗作于开成五年,李商隐结婚已有两年,令狐绹的责难与不满,李商隐皆以知悉,故作诗以求对方谅解。“锦段”喻令狐家的恩德,“青萍”喻朋友,其意为你知道我还没有报答你家的恩情,娶王氏女使你起了疑心,我的人生际遇或通达、或滞塞,安危都由你控制。表明自己无意舍牛党投李党。

阮籍有家学,父是建安七子之一,己为竹林七贤之首。他相貌瑰伟,风度不俗,是魏晋时期有名的美男。司马氏早准备了官职虚位以待,巴不得笼络了他来给朝廷撑撑门面,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去朝廷报到。可这些也不能给他带来丝毫的慰藉,他不仅郁闷,而且简直是焦灼和痛苦。他会在夜阑更深叹息沉吟,会到深山里长啸抒怀。

然而,这一切的辨解都已无济于事。开成三年,李商隐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考官周墀、李回本已录取了他,但上报中书省时,却被除了名,理由是“此人大不堪!”李商隐很快便从中领悟到其不被录取的缘由,怀着悲愤凄凉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吟成千古传诵的名诗《安定城楼》:“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诗中从对古人的缅怀,联想到自己的不幸;现实的磨难,唤起了归隐江湖的向往;对排斥自己的牛党势力,李商隐给以蔑视和讥讽。

阮籍之所以活得这样烦恼,一是环境的险恶令他壮志难酬。他有强烈的入世之心,要是没建功立业的念头,他怎会登高四顾,喟然长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但在司马氏高压统治下,机关四伏,暗礁遍布,天下名士,少有全者。阮籍还指望着能寿终正寝,不乐意在官场倾轧中引颈就戮,只好远离是非,居家避祸,诵读老庄,明哲保身了。但他名气实在太大,总有司马昭的人来骚扰,于是他时不时还要装疯卖傻来掩人耳目。孔子曾经曰过:“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阮籍算是彻底实践了一把。二是对人生形而上的思考令他痛苦不已。环境再恶劣,总有人过得悠然陶然。好比刘禅自缚请降,寄人篱下,依然是“此间乐,不思蜀”。阮籍做不到那么没心没肺,他是中国第一个有悲剧意识的大诗人。他喜欢像个哲学家那样思考人生的意义——魏晋时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了——可他又每每想不出个所以然。但有一点他十分肯定:人生短促,死亡每时每刻都在迫近。那些如花美眷、高名厚利,一切的一切都转瞬即逝,意义何在?他传世的五言祖诗,主旨是遥渺的、感情是低沉的、背景是枯寂的,人生是阴冷的。

事实上,无论是令狐楚,还是王茂元,都是因赏识李商隐的才干才请他入幕的。李商隐为了寻求个人的政治前途和生活出路才先从令狐后从王,并非是钻营于牛李两党间的小人,也不是搞政治投机。他与两党都有社会联系,都有朋友,没有必要将他划入李党或牛党。按照儒家的原则,可称之为“君子群而不党。”他曾在一首《无题》诗中怀着厌恶而又无奈的心情说:“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弹棋局”是指朋党之间的斗争,“莫近”是指自己要远离党争,“不平”是指自己不参与党争,却遭致不公正的对待,故为之感到不平。李商隐渴望远离朋党,但事与愿违,朋党这根无形的绳索却死死地缠绕在他身上,这是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普通士人在牛李党争十分激烈的政治环境中必然遭受的厄运。

四、李商隐[唐朝]——“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开成四年,李商隐再应吏部考试,总算通过,并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虽只有九品,但只要有人提携,不难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要职。然而不久,他就被调任弘农县尉,这是比县令、县丞、主簿还低的职务。调任详情虽不知,但可以肯定与朋党倾轧有关。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他因为替死囚减刑而受到上司孙简的责难,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开成五年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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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时期,李德裕为相,李党遂受重用,牛党遭到打击,自顾不暇,故对李商隐的报复亦暂时停止,李商隐再入秘书省,被提拔的好运眼看就要来了,但事不凑巧,李商隐之母突然去世,按官员须丁忧三年的规定,李商隐只得返乡守制,不久,其岳父王茂元亦病逝。李商隐本以为过了三年就可重新入朝为官,但支持李党的唐武宗去世了。唐宣宗登基后,不遗余力打击李党,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的一切措施均被否定。牛党的白敏中、令狐绹先后为相,李德裕及其党羽皆被斥逐。令狐绹是在湖州刺史任上被召进京的,先任翰林学士,再任宰相。一朝大权在握,牛党便进行报复,不仅将李党首领赶下台,而且李党成员也纷纷被贬谪。与李德裕关系较深的给事中郑亚,被远贬至桂州任桂管观察使。郑亚请李商隐当他的幕僚,李商隐欣然接受。如果说李商隐投靠王茂元是由于倾心于他的女儿以及处于谋求职位的考虑,那么追随郑亚,就幕桂海,则把他真正地推向了李党。此时的李商隐,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至少他去牛就李的政治倾向已非常明朗,从而为包括令狐绹在内的整个牛党新贵所震怒,为以后进一步打击报复李商隐提供了有力的借口。

李商隐在45岁那一年死去。对于政坛来说,他的早逝无足轻重,但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却意味着一颗巨星陨落。李商隐的悲剧并不在于他的天才薄命,而在于他那终其一生都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人生困境。

李商隐去牛就李的具体人物是郑亚,而郑亚是李党的重要人物,李德裕当政时最得力的助手。李德裕当国时期,先后擢升为监察御史、刑部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会昌末年牵涉两党人物命运的重大事件吴湘之狱也是郑亚首唱,所以牛党对郑亚恨之入骨。但李商隐与郑亚之间更多的是知己关系。因此,在牛李党争非常激烈、李党明显面临厄运的政治形势下,郑亚一奏请李商隐作掌书记,他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较为满意的秘书省校书郎,不顾牛党旧好之忌,跟随郑亚前往桂州。虽然这其中不乏“为贫而仕”之缘由,但他同郑亚素为知己的因素也不容低估,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嘛。至此,李商隐在党争中明确地站到了李党一边。在李党纷纷失势之时,李商隐依附郑亚,是没有任何功利性质的,只能说明他具有独立的人格,不趋炎附势,不屈服于任何权贵。

李商隐死在唐代倒数第五个皇帝宣宗时期。唐宣宗是个明主,人称“小太宗”。在他的治理下,这个曾经煊赫万分的大唐帝国似乎有了中兴的迹象,但事实证明只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经受安史之乱、宦官专权、牛李党争的唐朝再也没能重现贞观、开元盛世。但是在诗歌领域,李商隐的出现,却掀起了唐诗的第三座高峰,足以跟盛唐、中唐鼎足而三,在这个诗的朝代即将退去的时刻,留下了一抹耀眼的余辉。

从李商隐诗中可知,其摆脱令狐绹,依附郑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他的《离席》云:“杨朱不用劝,只是更沾巾。”诗作于大中元年随郑亚出京都之时,用《列子》中杨朱的典故:“杨朱见歧路则泣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再如其《海客》诗云:“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要解开此诗之意,必须弄清“海客”“星娥”“牵牛”等词隐含的喻义。程梦星谓桂管近海,故海客指郑亚。冯浩认为星娥是商隐自比,牵牛比令狐,支机石代表李商隐的文采。那么,这首诗的寓意就是:我李商隐不畏你令狐绹的嫉妒,而要用自己的文学才能为郑亚效力。

李商隐少年时期师事朝廷重臣令狐楚,并和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綯有着近似同窗手足般的友谊。李商隐才情纵横,少年得志。虽说他也有过考进士而名落孙山的经历,但在令狐氏的举荐下,他在25岁的年纪如愿金榜题名。

李商隐虽然决定依附郑亚,但对今后的前景并不乐观,对此举所招致的后果亦心怀畏惧。如《荆门西下》云:“一夕南风一叶危,荆云回望夏云时。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嶮巇,骨肉书题安绝徼,蕙兰蹊径失佳期。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诗是李商隐跟随郑亚赴桂,有感于途中风波险恶所作。他为何羡慕泣路歧的杨朱呢?刘学锴先生释曰:“会昌末年,党局反复,李党失势,牛党复炽,与牛李两党均有瓜葛之诗人,质此党局反复之际,确有路歧之慨,虽应郑亚之辟,远赴绝徼,且有‘不惮牵牛妒’之表白,然内心深处则不能不惧此险象丛生之世路风波。”刘氏对李商隐心态的分析,甚为精辟。然诗中还有一层含义,即自己已身不由己地卷入党争之中,正如《离席》诗云:“杨朱不用劝,只是更沾巾。”此时李商隐已决定义无反顾地效仿杨朱,他要别人别再劝说他走回到效忠牛党的老路上去,即使自己日后再遭打击,流再多的泪也在所不惜。

他原本是如此春风得意的,但当他和王绮琴情定终身后,一切都改变了。王绮琴的父亲、也就是李商隐的岳父,是李党的干将。而李商隐的恩人、兄弟令狐父子是牛党的重臣。他的这场婚姻使得自己今后的政治前途顿时暗淡,李党视他为牛党卧底,牛党认定他忘恩负义。

李商隐自知选择李党风险浪恶,但为何还要依附李党呢?其动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李商隐是重情之人,怎能忘恩负义呢?他曾经给做了宰相的令狐綯写诗表明心迹,但无济于事。他更不会因为受到妻子的拖累而后悔,看看他写给妻子情诗吧:“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绮琴死后,他到死也没有再娶,这一点,跟一边写悼亡诗词给妻子、一边坐拥红袖,醉入花丛的苏轼相比,实在是真切得多。

其一,为牛党所不容。尽管李商隐在娶王氏的问题上,向令狐绹作了解释,并深表歉意,会昌五年,李商隐作诗《寄令狐郎中》云:“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表示不忘故旧,对老友的思念之情,但依然得不到令狐绹的谅解,令狐绹对他不理不睬。这使李商隐彻底绝望,同时对牛党也彻底不抱希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令狐绹将李商隐推向了李党的阵营。

李商隐在牛李两党都有广泛的人脉,一方有他的恩公、兄弟;一方是他的岳父、爱妻。他对两方都抱有极其真挚的情感,但两党的势力却都要对他进行打压、弹劾。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悲哀。如果他能拿出无毒不丈夫的气概,挥刀斩断和其中一方的关联:要么令狐氏恩断义绝,要么跟妻子分道扬镳,都可以让他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平步青云,但是他做不到……

其二,敬仰李德裕,这一点尤为重要。李德裕在武宗朝柄政,加强皇权,平定藩镇之乱,唐朝出现安定局面,李商隐惊喜地称之为“中兴”,这时的李商隐确实对李卫公(李德裕被封为卫国公)充满钦敬,所以,郑亚在奏请他作掌书记时,他才会不顾牛党旧好之忌,跟随郑亚。

五、杜甫[唐朝]——“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此外,李商隐依附郑亚还有希望李党东山再起这一因素。如《宫辞》云:“君恩如水向东流,莫向尊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这是一首感叹宫人嫔妃荣宠无常的诗。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卷三曰:“唐自中叶,渐开朋党倾轧之风,而义山实身受其害,此等诗或为若辈效忠告与?”张氏将此诗与朋党倾轧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不乏真知灼见。但对李商隐寄寓诗中的真实心态,尚未发明。牛李两党相争40年,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有过多次反复,直到李德裕被贬死崖州,党争才告结束。但在此时,李商隐是不会预料到这一结局的。《宫辞》便是他对牛党的嘲讽:如今李党虽然失势,但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君恩如水……凉风只在殿西头。”今日李党的结局,焉知不是你们明日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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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宫》一诗更能抒发李商隐对李党复兴的期许,其中“但使故乡三户在,彩丝谁惜惧长蛟”之语寓义颇深。“三户”之典故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三户”是指楚三大姓昭、景、屈。楚南公的意思是,楚人怨恨秦国,虽然只有三姓,仍能灭秦。诗人用这个典故,也寓有李党重新崛起之意。所以张尔田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卷三中曰:“屈原被谗子兰,今李党见厄太牢,其事正同。然而怨怼自沉,于事何裨?但使三户尚在终当有卷土重来之望,蛟龙畏哉?是此诗之寓意矣。”大中元年,李商隐代郑亚写给李德裕的一封信也暗示了这一动机:“伏惟慎保起居,俯镇风俗,俟金滕之有见,俾玉铉之重光。”书劝李德裕保重身体,等待时机,就如周公旦昔日见疑于成王那样,一旦成王见到“金滕”后,必能洗清冤屈,重新获得重用。

杜甫不是个讨年轻人喜欢的诗人。因为他总是愁眉苦脸,满腹苦水,不像李白那样朝气蓬勃的。他每吃一口饭,就会思圣君,想皇上现在饿不饿啊?看见个茅草屋,就要哀黎元,想什么时候百姓才能住上豪华别墅高高兴兴的呢?杜甫这辈子就相当悲。他的祖父杜审言做过宰相,但到他这代一点光都没沾上,很郁闷。杜甫想不靠裙带关系也罢,他才高八斗,有恃无恐。据说杜甫在诗里回忆,说他年轻时候在公众面前提笔作文的时候,人们把他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要争相拜读,场面之宏大简直不亚于李白让高力士给他脱靴磨墨。但结果怎样?一代诗圣竟连个进士都没考上,只有靠着做四川省长的朋友的荫蔽才勉强安顿下来。杜甫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境况不佳,他没钱买酒还欠了许多债;他没钱盖瓦房只能住草屋,他的小儿子也饿死了。杜甫哭了,诗里写得明明白白“少陵野老吞声哭”,确实伤心,确实窝囊。

李商隐依附郑亚后,不仅期望李德裕东山再起,而且对李德裕多有颂扬和赞美之词。在为郑亚代拟的《会昌一品集序》中,李商隐对李德裕作了高度评价,说李德裕“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繄尔来者,景山仰之。”在为郑亚起草的《上李太尉状》中,他写道:“太尉妙简宸襟,式光洪祚,有大手笔,居第一功”;又称李德裕的文章:“言不失诬,事皆传信,固合藏于中禁,付在有司,居征诰说命之简,为帝典皇坟之式。”李德裕遭牛党迫害,远贬崖州,李商隐赋诗以悼。《李卫公》诗云:“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绛纱弟子”“鸾镜佳人”,喻指李德裕昔日政治上亲近之人如今星离雨散,音讯隔絶,如今只看到木棉花开,鹧鸪乱飞。全诗以昔盛今衰相比,意境悲怆。《旧将军》一诗则为李德裕大鸣不平:“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故将军。”宣宗大中二年七月,唐朝续图功臣于凌烟阁,结果牛党对曾经打败回纥,平定泽潞,荡灭敌寇,立有大功的李德裕,不仅不歌颂、不嘉奖,反而欲将其置于死地,诗人为此而愤愤不平,因此以西汉故李将军李广而比喻今李将军李德裕。在牛党得势,李党倒运的形势下,李商隐用自己的诗文声援李德裕,不是在很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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