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落了一层雪,天明时又放晴了,一片乌蓝的天。雪下得太少了,比浓霜厚不了多少,勉强蒙住了地面、道路、河堤、沙滩,冻得僵硬的麦叶露在薄薄的雪被上面,芜芜杂杂的。河岸边的杨树和柳树的枝条也冻僵了,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抖抖索索地颤。寒冷而又干旱的北方,隆冬时节的清晨,常常就是这种景象。河水小到不能再小,再小就不能称其为河了,再小就该断流了。河滩显得格外开阔,裸露的沙滩和密密实实的河卵石,现在都蒙上一指厚的薄雪,显得柔气了。一弯细流,在沙滩上恣意流淌,曲曲弯弯,时宽时窄,时紧时慢,淌出一条人工难以描摹的曲线。水是蓝极了,也清极了;到狭窄的水道上流得紧了,在河石上就撞击了水花;撞起的一串串水花,变成了水晶似的透亮,落下水里时,又是蓝色了。河面上有一座小桥,木板搭成的。河心里有一只四条腿的木马架,往南搭一块木板,往北搭一块木板,南边的木板够不到岸上,又在浅水里摞着两只装满沙子的稻草袋子,木板就搭在沙袋上,往南再搭一小块木板,接到南岸的沙滩上,一只木马架,两长一短三块木板,架通了小河,勾连起南岸和北岸被河水阻断的交通。对于小河两岸的人来说,这座小木板桥比南京长江大桥重要得多,实用得多。二尺宽的桥板上,也落了一层雪。一位中年男人,手握一把稻黍笤帚,弯着腰,一下一下扫着,雪粒纷纷落进桥下的水里。他扫得认真,扫得踏实,扫得木板上不留一星雪粒,干干净净。他从南岸扫到北岸,丢下笤帚,双手抓住木板,摇摇,再摇摇,直到断定它两头都搭得稳当,才放心地松了手,提起笤帚又走回南岸来。照样,把南岸一长一短的两块木板也摇一摇,终于查看出那块短板的一头不大稳当,他用脚踢下一块冻结在沙滩上的石头,支到木板下,木板稳实了。他拍搓一下手指,从破旧的草绿色军大衣里摸出一根纸烟,划着火柴,双手捂着小小的火苗儿,点着了,一股蓝色的烟气在他眼前飘散。看看再无事可做,他叼起烟卷,双手袖进油渍渍的大衣袖筒里,在桥头的沙地上踱步,停下来脚冻哇!天色大亮了,乌蓝的天变得蓝茵茵的了,昨夜那一场小雪,把多日来弥漫的雾气凝结了,降到地面来,天空晴朗洁净,太阳该出山了。河北岸,堤坝上冒出一个戴着栽绒帽子的脑袋。那人好阔气,穿一件乡间少见的灰色呢大衣,推着一辆自行车,走下河堤斜坡,急急地走过沙滩,踏上木板桥了,小心地推着车子,谨慎地挪着双脚。他猜断,这肯定是一位在西安干事儿的乡里人,派头不小,一定当着什么官儿。那人终于走过小桥,跨上南岸的沙地,轻轻舒了一口气,便推动车子,准备跨上车子赶路。“慢——”他上前两步,站在自行车轱辘前头。那人扬起头,脸颊皮肤细柔,眼目和善,然而不无惊疑,问:“做什么?”“往这儿瞅——”他从袖筒里抽出右手,不慌不忙,指着桥头的旁侧,那儿立着一块木牌,不大,用毛笔写着很醒目的一行字:过桥交费壹毛。那人一看,和善的眼睛立时变得不大和善了,泛起一缕愠怒之色:“过河……怎么还要钱?”“过河不要钱,过桥要钱。你过的是桥。”他纠正那人语言上的混淆部分,把该强调的关键性词汇强调了一下,语气却平平静静,甚至和颜悦色,耐心十足。“几辈子过桥也没要过钱!”那人说。“是啊!几辈子没要过,今辈子可要哩!”他仍然不急不躁,“老黄历用不上啰!”那人脸上又泛出不屑于纠缠的卑夷神色,想说什么而终于没有再张口,缓缓地抬起手,从呢大衣的口袋里摸出一毛票儿,塞到他手里时却带着一股劲儿,鼻腔里“哼”了一下,跨上车子走了。见得多了!掏一毛钱,就损失掉一毛钱了,凡是掏腰包的人,大都是这种模样,这号神气。他经得多了,不生气也不在乎。他回过头,看见两个推着独轮小车的人走上木板桥上。独轮小车推过来了,推车的是个小伙,车上装着两扇冻成冰碴的猪肉。后面跟着一位老汉,胳膊上挂着秤杆。这两位大约是爷儿俩,一早过河来,赶到南工地去卖猪肉的。村子南边,沿着山根,有一家大工厂,居住着几千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门前那条宽阔的水泥路两边,形成了一个农贸市场。工厂兴建之初,称做南工地,工厂建成二十多年了,当地村民仍然习惯称呼南工地而不习惯叫XXX号信箱。小伙推着独轮小车,下了桥,一步不停,反倒加快脚步了。提秤杆的老汉,也匆匆跟上去,似乎谁也没看见桥头插着的那块牌子。“交费。”他喊。推车的小伙仍然不答话,也不停步。老汉回过头来,强装笑着:“兄弟,你看,肉还没开刀哩,没钱交喀!等卖了肉,回来时交双份。”“不行。”他说,“现时就交清白。”“真没钱交喀!”老汉摊开双手。“没钱?那好办——”他走前两步,冷冷地对老汉说,“把车子推回北岸去,从河里过。”老汉迟疑了,脸色难看了。他紧走两步,拉住小推车的车把,对小伙子说:“交费。”小伙子鼓圆眼睛,“哗啦”一声扔下车子,从肉扇下抽出一把尖刀来。那把刀大约刚刚捅死过一头猪,刃上尚存丝丝血迹。小伙摆开架式,准备拼命了:“要这个不要?”他似乎早有所料,稍微向后退开半步,并不显得惊慌,嗤笑一声,豁开军大衣,从腰里拔出一把明光锃亮的刀子,阴冷地说:“小兄弟,怕你那玩艺儿,就不守桥了!动手吧——”许是这阴冷的气势镇住了那小伙,他没有把尖尖的杀猪刀捅过来。短暂的僵持中,老汉飞奔过来,大惊失色,一把夺下小伙手里的刀子,“蹭”地一下从肉下削下猪尾巴,息事宁人地劝解:“兄弟!拿回去下酒吧!”他接住了,在手里掂了掂,不少于半斤,横折竖算都绰绰有余了。他装了刀子,转身走了。背后传来小伙一声气恨的咕哝:“比土匪还可憎!”他权当没听见,他们父子折了一个猪尾巴,当然不会彬彬有礼地辞别了。河北岸,有一帮男女踽踽走来,七八个人拽拽扯扯走上桥头,从他们不寻常的穿戴看,大约是相亲的一伙男女吧?太阳从东原上冒出来,河水红光闪闪。他把猪尾巴丢在木牌下,看好那一帮喜气洋洋的男女走过桥来……他叫王林,小河南岸龟渡王村人。搞不清汉朝还是唐代,一位太子因为继位问题而遭到兄弟的暗杀,怆慌逃出宫来,黑灯瞎火奔蹿到此,眼见后面灯笼火把,紧追不舍,面对突暴的河水,捶胸顿足,欲逃无路了。他宁可溺水一死,也不愿落入兄弟之手,于是眼睛一闭,跳进河浪里去。这一跳不打紧,恰好跌落在河水里一块石头上,竟没有沉。太子清醒过来,不料那石头飘上水面,浮游起来,斜插过河面,掠过屋脊高的排浪,忽闪忽闪飘到北岸。太子跳上沙滩,大惑不解,低头细看,竟是一只碾盘大小的乌龟,正吃惊间,那乌龟已潜入水中,消失了。这个美妙的传说,仅仅留下一个“龟渡王”的村庄名字供一代一代村民津津有味地咀嚼,再没有什么稍为实惠的遗物传留下来,想来那位后来继承了皇位的太子,也是个没良心的昏君吧?竟然不报神龟救命之恩,在这儿修一座“神龟庙”或是一座“龟渡桥”,至少是应该的吧?又不会花皇帝自己的钱,百姓也可以沾沾光,然而没有。如果那位后来登极的王子真的修建下一座桥,他就不会生出桥头收费的生财之道来了。王林在无人过桥的空闲时间里,在桥头的沙滩上踱步,常常生出些莫名其妙的想法。王林的正经营生是在沙滩上采掘砂石,出售给城里那些建筑单位,收取过桥费不过灵机一动的临时举措。春天一到,河水没了寒渗之气,过往的人就挽起裤管涉水过河了,谁也不想交给他一毛钱了。他三十四五年纪,正当庄稼汉身强力壮的黄金年华,生就一副强悍健壮的身胚,宽肩,细腰,长胳膊长腿,一个完全能够负载任何最粗最重的体力劳动的农民。他耕种着六七亩水旱地,那是人民公社解体时按人口均等分配给他家的口粮田,一年四季,除了秋夏两季收获和播种的繁忙季节之外,有十个月都趴在沙滩上,挖掘砂石,用铁锨把砂石抛到一个分作两层的罗网上,滤出沙子,留下两种规格的石头,然后卖给那些到河滩来拉运石头的汽车司机,这是乡村里顶笨重的一条挣钱的门路了。三九的西北风在人的手上拉开一道道裂口,三伏的毒日头又烤得人脸上和身上冒油。在河滩干这个营生的村民,大都是龟渡王村里最粗笨的人,再找不到稍微轻松一点儿的挣钱门路,就只好扛起镢头和罗网走下沙滩来,用汗水换取钞票。庄稼人总不能在家里闲吃静坐呀!捞石头这营生还不赖!王林曾经很沉迷于这个被人瞧不上眼的营生,那是从自家的实际出发的考虑。他要种地,平时也少不了一些需他动手的家务活儿,比如买猪崽和交售肥猪,拉粪施肥等,女人家不能胜任。这样,他出不得远门,像有些人出太原走广州贩运药材挣大钱,他不能去,显然离不开。更重要的是,那种赚钱容易而赔光烂本儿也容易,说不定上当了,被人捉弄了,要冒大风险,而他没有底本钱,赚得起十回而烂不起一回呀!他脑子不笨,然而也不是环儿眼儿很多的灵鬼。他平平常常,和龟渡王十之八九的同龄人一样,没有显出太傻或太差的差别。他觉得自己靠捞石头挣钱,顶合宜了,一天捞得一立方砂石,除过必定的税款,可以净得四块钱,除过阴雨和大雪天气,一月可以落下一百多块钱。他的女人借空也来帮忙,一天就能更多一点收入。对于他来说,一月有一百多块钱的进入,已经心地踏实了。在下河滩捞石头之前一年,他给一家私营的建筑队做普工,搬砖,和水泥沙浆,拉车,每月讲定六十元。他干了仨月,头一月高高兴兴领下五十二块,第二个月暂欠,工头说工程完毕一次开清。到工程完工后,那个黑心的家伙连夜携款逃跑坑了王林一伙普工的工资。他们四处打听,得到的那位工头的住址全是假的,至今也摸不清他是哪里人。没有办法,他懊丧地背着被卷回到家里,第二天就下河滩捞砂石了。我的老天爷!出笨力也招祸受骗,还有笨人捣鬼赚钱的可能吗?他经历了这一次,就对纷纷乱乱的城市生活感到深深的畏怯了。那儿没得咱挣钱的机会,河滩才是咱尽其所能的场合。他有一个与他一样强悍的老婆,也是轻重活路不避,生冷吃食不计的皮实角色。他和她结婚的时候,曾经有过不太称心的心病,觉得她腰不是腰,脸不是脸,眼不是眼,然而还是过在一起,而且超计划生下了三女一男,沉重的生活负担已不容许他注视老婆的眉眼和腰腿的粗细了。他要挣钱,要攒钱,要积蓄尽可能多的人民币,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土地下户耕种两三年,囤满缸流了,吃穿不愁了,可是缺钱。三个女儿都在中学和小学念书,学费成倍地增加了,儿子上了“学前班”,一次收费五块,而过去却是免费的。况且,女孩长大了,开始注意拣衣服的样式了,女孩比男孩更早爱好穿戴,花钱的路数多了。他要挣钱攒钱。他要自己的女儿在学校里穿得体面。他心里还谋划着一桩更重要的大事,盖一幢砖木结构的大瓦房。想到在自家窄小破烂的厦屋院里,撑起三间青砖红瓦的大瓦房,那是怎样令人鼓舞的事啊!什么时候一想起来,就不由得攥紧镢头和铁锨的把柄,刨哇!铲哇!抛起的砂石撞击得铁丝罗网唰唰响。那镢头和铁锨的木把儿上,被他粗糙的手指攥磨得变细了,溜光了。她的女人,扭着油葫芦似的粗腰,撅着皮鼓似的屁股,和他对面忙活在一张罗网前,挖啊刨啊,手背上摞着一道道被冷风冻裂的口子。他觉得这个皮实的女人可爱极了,比电影上那些粉脸细腰的女人实惠得多。他们起早贪黑干了一年,夫妻双方走进桑树镇的银行分行,才有了那个浸润着两口子臭汗的储蓄本本。又一年,他们在那个小小的储蓄本上再添上了一笔。再干一年,就可以动手盖置新房了!一幢新瓦房,掐紧算计也少不得三千多元哪!就在他和女人撅着屁股发疯使狠挖砂石的时候,多少忽视了龟渡王村里发生的种种变化。春节过罢,阳气回升,好多户庄稼人破土动工盖置新房子。破第一镢土和上梁的鞭炮声隔三错五地爆响起来,传到河滩里来,那热烈而喜庆的“噼啪”声,撩拨得中年汉子王林的心里痒痒的,随风弥漫到沙滩里来的幽香的火药气味,刺激着他的鼻膜。终于有一天,当他从河滩里走回村子,惊奇地发现,村子西头高高竖起一幢两层平顶洋楼。再几天,村子当中也冒起一座两层楼房来。又过了几天,一座瓦顶的两层楼房又出现在村子的东头。一月时间里,龟渡王村比赛摆阔似的相继竖起三幢二层楼房,高高地超出在一片低矮的庄稼院的老式旧屋上空,格外惹人眼目。王林手攥铁锨,在罗网上用功夫,眼睛瞪得鼓鼓圆,不时地在自己心里打问:靠自己这样笨拙地挣钱,要撑起那样一幢两层洋楼来,少说也得十年哪!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挣钱方式是不是太笨拙、太缓慢了?太笨了,也太慢了!和沙滩上那些同样淘沙滤石的人比起来,他可能比他们还要多挣一点,因为他比他们更壮实,起得更早也歇得最晚。然而,与村子里那三幢新式楼房的主人比起来,就不仅使人丧气,简直使他嫉妒了,尤其是在他星星点点听到人们关于三户楼屋主人光彩与不光彩的发财的传闻之后,他简直妒火中烧了。他皱紧眉头,坐在罗网前,抽得烟锅吱啦啦响,心里发狠地想着,谋算着,发誓要找到一个挣钱多而又省力气的生财之道来。想啊谋啊!终于把眼睛死死地盯到闪闪波动着的小河河水里了。一场西北风,把河川里杨树和柳树残存的黄叶扫荡干净了,河边的水潭里结下一层薄薄的冰,人们无法赤足下水了。王林早就等待这一场西北风似的,把早已准备停当的四腿马架和三块木板装上架子车,拉到小河边上来。他脱下棉裤,让热乎乎的双腿在冷风里做适应性准备,仰起脖子,把半瓶价廉的劣质烧酒灌下喉咙,就扛起马架下到刺骨钻心的河水里,架起一座稳稳实实的独木桥来……太阳升起在东原平顶上空碧蓝的天际,该是乡村人吃早饭的时候了。过往木桥的人稀少了,那些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去上班的工人和进城做工的农民,此刻早已在自己的岗位上开始工作了,把一毛钱的过桥费忘到脑后去了。那些赶到南工地农贸市场的男人和女人,此刻大约正在撕破喉咙买主,出售自己的蔬菜、猪、羊鲜肉和鸡蛋。没有关系,小小一毛钱的过桥费,他们稍须掐一下秤杆儿就回腰包了,他们大约要到午后才能交易完毕,然后走回小河来,再交给他一毛过桥费,走回北岸的某个村庄去。他的老婆来了,手里提着竹篮和热水瓶。他揭开竹篮的布巾,取出一只瓷盘,盘里盛着冒尖的炒鸡蛋,焦黄油亮。他不由地瞪起眼来:“炒鸡蛋做啥?”“河道里冷呀!”她说,“身体也要紧。”她心疼他。虽然这情分使他不无感动,却毕竟消耗了几个鸡蛋。须知现时正当淡季,鸡蛋卖到五个一块,盘里至少炒下四五个鸡蛋,一块钱没有了。“反正是自家的鸡下的,又不是掏钱买的。”老婆说,“权当鸡少下了。”反正已经把生蛋炒成熟的了,再贵再可惜也没用了。他掰开一个热馍,夹进鸡蛋,又抹上红艳艳的辣椒,大嚼起来,瞅着正在给他从水瓶里倒水的老婆。她穿着肥厚的棉裤,头上包着紫色的头巾,愈发显得浑圆粗壮了。其实,这个腰不是腰,脸不是脸的女人心肠很好,对他忠心不二,过日子扎实得滴水不漏。她给他炒下一盘鸡蛋,她自己肯定连尝也没尝过一口。他吃着,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搁在她脚前的沙地上,尽是一毛一毛的零票儿和二分五分的镍质硬币:“整一下,拿回去。”她蹲下身来,捡着数,把一张张揉得皱巴巴的角票儿捋平,十张一折,装进腰里,然后拣拾那些硬币。他坐在一块河石上,瞅着她粗糙的手指笨拙的数钱的动作,不慌不忙的神志,心里挺舒服。是的,每次把自己挣回来的钱交给她,看着她专心用意数钱的神志,他心里往往就涌起一股男子汉的自豪。“这下发财啰!”一声又冷又重的说话声,惊得两口子同时扬起头来,面前站着他的老丈人。他咽下正在咀嚼的馍馍,连忙站起,招呼老丈人说:“爹!快吃馍,趁热。”“我嫌恶心!”老丈人手一甩,眉眼里一满是恶心得简直要呕吐的神色,“还有脸叫我吃!”他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她也莫名其妙地闪眨着细眯的眼睛,有点生气地质问自己的亲大:“咋咧?大!你有话该是明说!”“我的脸,给你们丢尽了!”老汉撅着下巴上稀稀拉拉的山羊胡须,“收过——桥——费——!哼!”王林终于听出老丈人发火的原因了,未及他开口,她已经说了:“收过桥费又怎么了?”“你不听人家怎么骂哩:土匪,贼娃子!八代祖宗也贴上了!”老汉捏着烟袋的手在抖,向两个晚辈人陈述,说小河北岸的人,过桥时被他的女婿收了费,回去愣骂愣骂!爱钱不要脸啊!他被乡党们骂得损得受不了,唾沫星儿简直把他要淹死了。他气恨地训斥女儿和女婿,“这小河一带,自古至今,冬天搭桥,谁见过谁收费来?你们也不想想,怎么拉得下脸来?”“有啥拉下拉不下脸的!俺们搭桥受了苦,挨了冻,贴赔了木板,旁人白过桥就要脸了吗?”她顶撞说:“谁不想掏钱,就去河里过,我们也没拉他过桥。”他也插言劝说:“爹呀!公家修条公路,还朝那些有汽车、拖拉机的主户收养路费哩!”女儿和女婿振振有词,顶得老汉一时回不上话来,他避开女儿和女婿那些为自己遮掩强辩的道理,只管讲自己想说的话:“自古以来,这修桥补路,是积德行善的事。咱有心修桥了,自然好;没力量修桥,也就罢了;可不能……修下桥,收人家的过桥费……这是亏人短寿的缺德事儿……”他听着丈人的话,简直要笑死了,如若不是他的老丈人,而是某个旁人来给他讲什么积德行善的陈年老话,他早就不耐烦了;唯其因为是老丈人,他才没敢笑出声来,以免冒犯。他不由地瞅一眼女人,她也正瞅他,大约也觉得她爹的话太可笑了。“爹!你只管种你的地,过你的日子,不要管俺。”女人说。王林没有吭声,让她和她的亲生老子顶撞,比他出面更方便些。他用眼光鼓励她。“你是我的女子!人家骂你祖先我脸烧!”老汉火了,“你们挣不下钱猴急了吗?我好心好言劝不下,还说我管闲事了。好呀!我今天来管就要管出个结果——!”老汉说时,抢前两步,抓住那只写着“过桥收费壹毛”字样的木牌的立柱,“噌”地一下从沙窝里拔了起来,一扬手,就扔到桥边的河水里。他和她慢了一步,没有挡住,眼见着那木牌随着流水,穿过桥板,飘悠悠地流走了。现在脱鞋脱袜下河去捞,显然来不及了,眼巴巴看着木牌流走了,飘远了。他瞅着那块飘逝的木牌,在随着流水飘流了大约五六十码远的拐弯的地方,被一块露出水面的石头架住了,停止不动了。他回过头来,老丈人不见了,再一看,唔!老丈人背着双手,已经走过小桥,踏上北岸的河堤了,那只羊皮黑烟包在屁股上抖荡,看来老丈人是专程奔来劝他们的,大约真是被旁人的闲言碎语损得招架不住了,要面子的人啊!他没有说服得下女儿女婿,愤恨地拔了牌子,气倔倔地走了。他看着老丈人渐渐远去的背影,终于没有开口挽留,任老丈人不辞而别。她也没有挽留自己的亲爹,眼角里反而泄出一道不屑于挽留的歪气斜火,嘴里咕哝着:“爹今日是怎么了?一来就发火!”“大平日性情很好嘛!”他也觉得莫名其妙,附和妻子说,“自娶回你来,十多年了,爹还没说过我一句重话哩!今日……好躁哇!”“单是为咱们收过桥费这码小事,也不该发这么大的火,失情薄意的。”她说,“大概心里还有啥不顺心的事吧?”“难说……难说……”他说不清,沉吟半晌,才说,“好像人的脾气都坏了?一点小事就冒火……比如说今日早晨,有个家伙为交一毛钱的过桥费,居然拔出杀猪刀来……我也没客气!”“可这是咱爹呀!不比旁人……”她说。“咱爹也一样,脾气都坏了!”他说。他说着,站起来,顺着河岸走下去,跷过露在浅水里的石,把那块木牌从水面捞起来,又扛回桥头来。他找到被老丈人拔掉木牌时的那个沙窝儿,把木牌立柱砍削过的尖头,重新插进沙地,再用脚把周围的虚沙踩实。她走过来,用自己穿着棉鞋的肥脚踏踩着,怕他一个人踩不结实似的。浸过水的木牌,又竖立起来啰!北方的冬天,天黑得早,四点钟,太阳就压着西边塬坡的平顶了,一眨眼工夫,暮云四合了。河里的风好冷啊!王林缩着脖子,袖着手,在桥头的沙地上踱步,只有遇见要过桥的人,他才站住,伸出手,接过一毛票儿,塞进口袋,便又袖起手,踱起步来。他的心里憋闷又别扭,想发牢骚,甚至想骂人。他的老丈人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脑熊了他一顿,骂了他一场,拔掉那个木牌扔到水里,然后一甩手走掉了。他是他的岳父大人,倚老卖老,使他开不得口,咬着牙任他奚落,真是窝囊得跟龟孙一样。更重要的是,老岳丈把小河北岸那些村子的闲言碎语传递到他的耳朵里来了,传进来就出不去了,窝在他的心里。王林有一种直感,小河两岸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他们很不痛快地交给他一毛钱,他们把一毛钱的经济损失用尽可能恶毒的咒骂兑换回去了。他虽然明知那些交过钱的人会骂他,终究没有当面骂,耳不听心不烦。老丈人直接传递到他耳中的那些难听话。一下子捣乱了他的心,破坏了他的情绪,烦躁而又气恨,却又无处发泄。一个倒霉鬼自投罗网来了。来人叫王文涛,龟渡王村人,王林自小的同年伙伴。现在呢?实话说……不过是个乡政府跑腿的小干事。天要黑了,他到河北岸做什么?该不该收他一毛钱的过桥费?收!王林断然决定,照收不误。收他一毛钱,叫他摆那种大人物的架式去。“王林哥,恭喜发财!”王文涛嘻嘻笑着打招呼,走到他跟前,却不急于过桥,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抽出一支递给他,自己也叼上一支,打起火来。王林从王文涛手里接过烟,又在他的打火机上点着了。这一瞬间,王林突然改变主意,算了,不收那一毛钱了,人家奉献给自己一根上好的“金丝猴”,再难开口伸手要钱了。王文涛点着烟,还不见上桥,叉开双腿,一只手塞进裤兜里,一只手捻着烟卷,怨怨艾艾地开口说:“王林哥,你发财,让我坐蜡!你真……没良心呀!”“你当你的乡干部,我当我的农民。咱俩不相干!我碍着你什么路了?”王林嘲笑说。“是啊!咱俩本来谁也没碍过谁。想不到哇——”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信封,递上来,眼里滑过一缕难为情的神色,“你先看看这封信吧!”王林好奇地接过信封,竟是报社的公用信封,愈加奇了,连忙掏出信瓤,从头至尾读下来。他刚读完,突然仰起脖子,扬着头,哈哈大笑起来,一脸是幸灾乐祸的神气。在他给龟渡王村前边的小河上刚刚架起这座木板小桥的时候王文涛给市里的报社写了一篇稿子,名叫《连心桥》,很快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了。王文涛曾经得意地往后捋着蓄留得很长的头发,把报纸摊开在他的眼前,让他看他写下的杰作。在那篇通讯里,他生动地记述了他架桥的经过,“冒着刺骨的河水”什么的;激情洋溢地赞扬他舍己为人的崇高风格;未了归结为“富裕了的农民的精神追求”等等。现在,报社给王文涛来信追查,说有人给报社写信,反映龟渡王村有人借一座便桥,坑拐群众钱财,要他澄清《连心桥》通讯里所写的事实有无编造?是否失实?如若失实或有编造成份,就要在报纸上公开检讨。这样,王文涛觉得弄下“坐洋蜡”的麻烦事了。“怎么办呢?”王文涛被他笑得发窘了,“你挣钱,我检讨,你还笑……”“这怪谁呢?”王林摊开双手,悠然说,“我也没让你在报纸上表扬我,是你自个胡骚情,要写。这怪谁呢?”“你当初要是说明要收过桥费,我当然就不会写了。”王文涛懊丧地说,“我以为你老哥思想好,风格高……怎么也想不到你是想挣钱才架的桥……”在刚架起小桥的三五天里,王林急于卖掉他堆积在沙滩上的石头,回种挖过红苕的责任田的小麦,又到中学里参加了一次家长会议,当他处理完这些缠手的家事,腾出身来要到桥头去收费的时候,王文涛的稿子已经上报了。这类稿子登得真快。王林当时看完报纸,送走王文涛,就扛着写着“过桥收费壹毛”的木牌走下河滩了。现在,王文涛抱怨他没有及早说明要收费的事,他更觉得可笑了,不无嘲讽地说:“你想不到吗?哈呀!你大概只想到写槁挣稿费吧!给老哥说说,你写的表扬老哥架桥的稿子,挣得多少钱?”王文涛腾地红了脸,支吾说:“写稿嘛!主要是为党报反映情况……做党的宣传员……”“好了好了好了!再不要自吹自夸了!再不要卖狗皮膏药了!想写稿还怕人说想挣钱,酸!”王林连连摆手,又突然梗梗脖子,“我搭桥就是想挣钱。不为挣钱,我才不‘冒着刺骨的河水’搭桥哩!不为挣钱,我的这三块木板能任人踩踏吗?我想挣钱,牌子撑在桥头,明码标价,想过桥的交一毛钱;舍不得一毛票儿,那就请你脱袜挽裤下水去……老哥不像你,想挣钱还怕羞了口,丢了面子!”“你也不要这么理直气壮,好像谁都跟你一样,干什么全都是为挣钱。”王文涛被王林损得脸红耳赤,又不甘服下这种歪理,“总不能说人都是爱钱不要脸吧?总是有很多人还是……”“谁爱钱要脸呢?我怎么一个也没见到?”王林打断王文涛的话,赌气地说,“你为挣稿费,瞎写一通,胡吹冒撂,这回惹下麻烦了。你爱钱要脸吗?”一个回马枪,直捣王文涛的心窝。王文涛招架不住,羞得脸皮变得煞白色了,嘴张了几张,却回不上话来。王林似乎更加不可抑制,从一旁蹦到王文涛当面,对着他的脸,恶声恶气地说:“就说咱们龟渡王村吧!三户盖起洋楼的阔佬儿,要脸吗?要脸能盖起洋楼吗?先说西头那家,那人在县物资局干事,管着木材、钢材和水泥的供应分配。就这么一点权力,两层楼房的楼板、砖头、门窗,全是旁人免费给送到家里。人家婆娘品麻死了,白得这些材料不说,给送来砖头、门窗的汽车司机连饭也不管,可司机们照样再送。村中间那家怎么样?男人在西安一家工厂当基建科长,把两幢家属楼应承给大塔区建筑队了。就这一句话,大塔区建筑队给人家盖起一幢二层洋楼,包工包料,一分不取。你说,这号人爱钱要脸吗?还是党员干部哩!“只有村子东头的王成才老汉盖起的二层洋楼,是凭自己下苦挣下的。老汉一年四季,挑着馍馍担子赶集,晚上压馍馍,起早晚睡,撑起了这幢洋楼,虽说不易,比一般人还是方便。咋哩?成才老汉的女婿给公家开汽车,每回去陕北出差,顺便给老丈人拉回乔麦来,价钱便宜,又不掏运费,那运费自然摊到公家账上了。尽管这样,成才老汉还算一个爱钱要脸的。”“可你怎么写的呢?你给报上写的那篇《龟渡王村庄稼人住上了小洋楼》的文章,怎么瞎吹的呢?你听没听到咱村的下苦人怎么骂你?”一个回马枪,又一串连珠炮,直打得王文涛有口难辩,简直招架不住,彻底败阵。他有点讨饶讨好地说:“你说的都不是空话。好老哥哩!兄弟不过是爱写点小文章,怎么管得了人家行贿受贿的事呢?”“管不了也不能瞎吹嘛!”王林余气未消,并不宽饶,“你要是敢把他们盖洋楼的底细写出来,登到报纸上,才算本事!才算你兄弟有种!你却反给他们脸上贴金……”王文涛的脸抽搐着十分尴尬,只是大口大口吸着烟,吐着雾,悻悻地说:“好老哥,你今日怎么了?对老弟平白无故发这大火做啥?老弟跟你差不多,也是撑不起二层小洋楼……”王林似乎受到提醒,是的,对王文涛发这一通火,有什么必要呢?他点燃已经熄灭的纸烟,吐出一口混合着浓烟的长气。“好老哥,你还是给老弟帮忙出主意——”王文涛友好地说,根本不计较他刚刚发过的牢骚,“你说,老弟该怎么给报社回答呢?”“你不给他回答,他能吃了你?”王林说,“豁出来日后不写稿子了。”王文涛苦笑着摇摇头。“要不你就把责任全推到我头上。你就说,我当初架桥的目的就跟你写的一样,后来思想变坏了,爱钱不要脸了。”王文涛还是摇摇头,试探着说:“老哥,我有个想法,说出来供你参考,你是不是可以停止……收过桥费?”“门都没有!”王林一口回绝。“是这样——”王文涛还不死心,继续说,“乡长也接到报社转来的群众来信,说让乡上调查一下坑拐钱财的事。乡长说,让我先跟你说一下,好给报社回答。让你停止收费,是乡长的意思……”“乡长的意思也没门儿!”王林一听他传达的是乡长的话,反而更火了,“乡长自己来也没门儿。我收过桥费又不犯法。哼!乡长,乡长也是个爱钱不要脸的货!我早听人说过他不少七长八短的事了,他的爪子也是够长够残的!让他来寻找我吧!我全都端出来亮给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王文涛再没吭声,铁青着脸,眼里混合着失望、为难和羞愧之色,转过身走了。王林也不挽留,甚至连瞅他一眼也不瞅,又在河石上坐下来,盯着悠悠的流水,吸着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的低价纸烟。脚步声消失了。王林站起来,还是忍不住转过身,瞧着王文涛走上河堤,在秃枝光杆的柳林里缓缓走去,缩着脖子。他心里微微一动,忽然可怜起这位龟渡王村的同辈儿兄弟来了。听说他写《连心桥》时,熬了两个晚上,写了改了好几遍,不过挣下十来八块槁费,临了还要追究。他刚才损他写稿为挣钱的话,有点太过分了吧?王文涛已经走下河堤,他看不见他的背影了。王林又转过身来,瞧着河水,心里忽然懊恼起自己来了。今日倒是怎么了?王文涛也没碍着自己什么事,为啥把人家劈头盖脑地连损带挖苦一通呢?村里那两家通过不正当手段盖小洋楼的事,又关王文涛的屁事呢?乡长爪子长指甲残又关王文涛的屁事呢?再回头一想,又关自己的屁事呢?他颓然坐在那块石头上,对于自己刚才一反常态的失控的行为十分丧气,恼火!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走过来,暮色中看不清她的脸,脚步匆匆。她丢下一毛钱,就踏上小桥,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走向北岸。他的脚前的沙地上,有一张一毛票的人民币,被冷风吹得翻了两个过儿,卡在一块石头根下了。他久久没有动手拾它。他瞅着河水,河水上架着的桥,桥板下的洞眼反倒亮了。他忽然想哭,说不清为什么,却想放开喉咙,大声淋漓地嚎啕大哭几声……1986.6.27.于白鹿园

科学大会上午进行的议程是颁奖。研究员李玉抱着奖牌走出礼堂大门的时候,心还在哈哈地跳,那场面实在令人激动。他夹在人流中,走过长长的楼道,在楼梯的转角处,猛然听见谁叫了一声“老九”!声音听来好耳熟。未及他回头,一只手掌已经重重地落在肩膀上,一张胖胖的脸膛正对他嘻嘻地笑着,又重复一遍道:“哈!老九!”“呀!老八!”李玉惊喜地叫着对方。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摇呀抖着。一声老九,又一声老八,奇怪的称呼,惹来了拥挤着下楼的过往者好奇的目光。李玉那藏在近视镜多纹的镜片下的眼睛,窘迫地躲避着。老八却一手搭在李玉的肩头上,亲热地搂着他沿着楼梯台阶往下走,根本不理睬别人怎么瞧他。“你到底成功了!值得祝贺!”老八说。“你的事迹我在报上看过了,真是个好‘后勤部长’。”李玉说。老八却哈哈一笑,表示对自己所做的成绩不值一谈。笑毕,悄声问:“你还到小河边去来没?”“没。”李玉说,“你大概也没空儿去吧!”“咱们再去一次,玩玩。”老八提议说,“顺便看看老大!”“噢!老大——”李玉象勾起什么心思似的,沉吟一下,随之热烈响应说,“好!去!”“下星期天,十点。”“在桥头等。”多年以来,研究员李玉几乎过着一种居士式的生活。四十出头的人了,既不喝酒,也不抽烟,更不会结交朋友。虽说分配到这个城市工作快二十年了,可这座北方古城的名胜古迹,城郊的山水风景,他一概没有光顾过。他有他的乐园,就是研究所里那座实验室。一旦进了实验室,他就忘了太阳在升在落,自然界雨雪风霜在变幻。脱下白褂回到家里,呆呆地坐在小桌旁,脑子里还满是那烧瓶里沸腾的液浆。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她在工厂里工作,劳累的程度比他大得多,但她还是甘愿承担全部家务。“吃饭!”妻子说。“好!好!”他端起碗,捞起筷,往嘴里填。“盐淡不淡?”妻子问。“不淡不淡!刚好。”他点头赞许说。“我给你碗里就没调盐!傻瓜!”妻子嗔笑着,爱怜地夺过碗去,调上了盐面儿,又递到他手里。孩子们哈哈笑着傻里傻气的爸爸。他嗬嗬笑着,扶一下眼镜,接过妻子递过来的碗,也不在意——惯了。吃罢晚饭,他钻进那间堆满大本小本的小屋里,一坐就坐到十二点。有时候,他会轻快地跑上楼梯,扔下提包,满脸孩子似的喜气,钻进灶房来,忍不住说:“二号试验成功了!”似乎只有这时候,他才记得应该替妻子分担一份家务,蹲下摘菜,打水淘米。这时候,她会满心喜悦地临时做出决定,增添一两个可口的菜、汤,表示对心爱的丈夫取得成功的祝贺。平时,做着再好的饭菜,怕是他连味也尝不来呢!他们很少有穿戴时髦,进出服装店、饭店、公园的时候,可都觉得很和谐,很幸福。百人百性,世上谁也没有给幸福的家庭规定下统一的内容嘛!各人按各人的志趣生活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生活被搅乱了。实验室门上交叉着贴上了十字封条。那卷着旋风的扫帚,一下就把他不足百斤的瘦小的身躯扫进了牛棚。他惊魂未定,尽管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还看不透,尽管肉体和精神上都不好受,可并无怨言。从简陋的乡村小学到宽敞明亮的大学,他十几年来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坚定而神圣的信念,使他相信这是革命。既是革命,自己损失一点是不应计较的。他老老实实检讨,写了一次又一次。诚诚恳恳接受批判,站了一回又一回。终于,有一天,他被宣布解放了,从山沟里的牛棚,回到城市里的研究所。他急急跑进研究所的大门,一步三级地跨上楼梯,奔到实验室。门敞开着,室内已经掠劫一空,水泥地板上撒满玻璃杯瓶的碎渣,窗户上连一块完整的玻璃也不存在了。他的腿发软,无力地靠在一只残破的木椅上,那颗剧烈跳动的心刹时凉得象要冻结了。他背着行李卷,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过大街,小巷,回到家里。妻子不在,孩子们几乎认不出他了。他抱起小儿子,跑进他的小书屋,啊,塞满了面袋、米缸、蔬菜和不常使用的杂物。他放下孩子,扶着门框,流下眼泪来。在那小山沟的牛棚里,他检讨,站台子,为的是能早一日回到实验室。现在,多么出乎意料!怎么办呢?“再别学傻了!”妻子甚至不管孩子在当面,一把搂住他的头哭了。她揩掉眼泪,就说了这一句话,“咱们过去太傻了!”他待在家里,没处去了。他企图弥补结婚近十年来自己不顾家务的过失,替妻子烧饭,但却把饭烧糊了;给妻子和孩子洗衣服,怎么也洗不净。妻子瞧着他笨拙狼狈的样子,笑说:“老天安排就的,还是我来服侍你!”“那么,我该干什么呢?”他无聊而又惶惑。“出去逛去!”他出去了,没过点把钟又回来了,十分沮丧的样子:“没啥好逛的!”“领着孩子看电影去!”不等他回答,孩子们乱纷纷反对了。他明白,他不会使孩子们玩得开心。再说,那几部轮番上映的片子,孩子们早都背熟了,腻了。坐着,躺着。坐、躺不住就踱踱步,从寝室到小灶房六七步长,踱着过去,又过来……,无聊!无聊得心神不安!这一天,妻子从工厂回来,从提兜里掏出一把伸缩式的钓鱼杆:“去!钓鱼去!散散心。”他踌躇了。虽然生在南国水乡,自上了中学,他象神话传说中的少年进了东海龙宫,贪婪地攫取人类智慧的珠宝,儿时在河浜钓鱼捉虾的兴趣早淡漠了。现在,却……妻子像是看透了世事,对他劝解:“什么也不要想!咱们过去真傻!”她的神情和语气是坚定地,又是痛楚地,“拿上杆子逛去!活动活动身体,老呆在屋里,愁死你,啥也不顶!”他难受到极点!妻子对他的事业的冷淡使他更难受一层。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到哪儿去钓呢?”他吱吱唔唔。“出城,往东,有一条小河,风景不错哩!”妻子说,“俺厂一伙‘逍遥派’,成天在那儿钓鱼摸螃蟹。”这样,他来到了小河边上。一道大堤,把沙滩和田地隔开。沙滩上,望不尽的石头、沙砾、茅草,沙子里的小粒赤金在火样的阳光下闪射着耀眼的光彩。一条细细的流水弯来拐去,在沙滩上静静地流着,河堤上密密丛丛的杨柳,遮挡着阳光,丝丝凉风顺着河道吹过来。堤内是一畦畦吐穗的稻田和一片片白顶绿身的玉米林,多好的地方啊!一座座石头垒成的大坝,全是一头接着河堤,一头伸进沙滩,坝头下都窝着一潭深水,那是洪水冲击石坝淘出的深潭。李玉顺着河堤,推着车子往前走,越往上走,空气越清新,城市的噪音渐渐消失了。他走到一个圆盘坝上,坝头有一道深水槽,背后有几十株大柳树,长长的枝条垂挂下来,拂到水面上。他撑起自行车,放下竹篓、挂包,坐下来,把长线抛到水里去,好舒心啊!这儿,没有人对他呵斥,也没有人向他翻白眼,更没有无休止的争辩、吵闹,只有树间连成一片的蝉鸣,听得多了,倒听不见了。他背靠在石坝高一台的石头上,任浮子在水面飘来荡去,并不在意是不是真有鱼儿在咬钩儿……李玉猛然发现,沙滩上有一个人,沿着河水往上走,走走,停下,把一只网抛到水里,拉起来,抖抖,又往上走。近了,他才看清,那人只穿背心,短裤,从头到脚晒得油黑,屁股上吊着竹篓,手里提着网,秃脑门,胖胖的脸,他走到圆盘坝头,瞧一眼李玉,扔下鱼网,从背包里取出钓竿儿,把线儿抛到水里去。看来这是一位捕鱼行家了。两人各据一方,自顾自钓。李玉想和后来者拉拉话,却找不到搭讪的词儿,就闷着口。他看对方是位不安静的角色,立起、坐下、抽烟,几次瞧他。他等他开口,他相信对方是耐不过自己的。那人终于忍不住,问:“敢问在哪个单位?”“研究所。”李玉答。“嗬!老九呀!”那人装出吃惊的神气说,“不错,我能闻出你那股味儿来!”李玉有点不习惯,又闷住了腔儿。“咱俩是兄弟。我是你老哥——老八!”那人自嘲自乐,“走资派!排行老八!哈哈!”李玉笑了,这是个乐天派!自嘲为老八的人告诉李玉,他在阴湿的地下室里趴了十个月,严重的肺穿孔已使他奄奄待毙,当作死了没埋的废物被抛了出来。他的老伴到处奔波,为他疗治,稍有好转,他就逃到小河边上来接受大自然的疗养了。他只承认医生的药物起一半作用,另一半呢?他说归功于他的不在乎:“活一天赚一天!我以为我是再也看不见太阳、树木了呢!”谁也不再问谁的真实姓名,你老九,我老八地互相戏谑、呼唤。老八肚里装着那么多逗趣的事,逗得李玉好笑。一天,两天,三天,日子在逍遥中流逝,像小河中枯水时节那一股细流,无声无息。十天没过,李玉又烦腻起来。是啊,中午河滩上燥热得无法忍受,沙子的反光刺得人眼睛发干发疼,杨柳的叶子无力地垂吊着,那施过皮渣的稻田里沤出一股难闻的臭味。他又想起他的实验室,那是多么令人沉醉的地方!“这种日子,何时为止呢?”他烦躁地说。“你问它——”老八指着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说,“天知道!”老九指着沙滩上,又对老八说:“你看那个老汉——”老八顺着老九指的方向望去。在下面一个坝头上,有个老汉,年纪约略六十了,穿一件半截袖白褂,敞开前襟,露着绛红的肤色,赤着脚,在晒得灼人的沙滩上抬石头。拾满一担笼,挑上肩,担到石坝上。坝上支着一个用铁丝编织的大笼子,长约五六米宽,高一米多,他把担来的石头,倒进铁丝笼子里,摆正垒齐。“天天这样!”老九说,“自我来到河边,看见就他一个人,一天三响,不紧不慢。”老八说他早就见着这位老汉了,整整一晌,老汉只在半晌时坐下来吃一袋烟,不过十分钟,就又干起这单调、机械而又笨重的活。“我看这老汉,保准是个劳模。”老九说,“没人督促,也没人管他,全凭自觉性儿,干得多踏实!”老八也呆呆地看着,赞叹说:“还是农民兄弟好!不管社会上闹得再乱,他们两手不停。”“贫下中农本质好!”老九说,“他们只相信:地里要打粮食,就得出力流汗,胡说和瞎吹是得不到丰收的!”“与体制也有关系。”老八说,“他们凭工分吃饭,一天不上工,就没有工分。工厂不一样,逛一天照样发工资哩!”“可这老汉少干一会儿,多歇一会儿,或者一担少挑几个石头,谁知道?照样记工分。”老九分辩说,“你看他每一担都装得满溜溜的……”“这肯定是生产队的老实社员,干部信得过的,才放到这儿!”老八说,“要是滑头,他睡一天也没人知道!”“对!肯定是个劳模!”老九这回完全同意了老八的话,高兴地说。似乎这个老汉已经成为他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不愿听到别人对他有些微的非议。一切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为之不顾劳累而奋斗的人,都引起他的敬佩和尊重。由此他又联想到自己,惶惑不安地搓搓手掌。这时候,那老汉放下空担笼,坐到坝根的柳荫下,他休息吃烟的时间到了。“和老汉坐坐去!”老九提议说。“好!”老八是很随和的,立刻站起,向前走去。俩人一前一后走到老汉靠着的柳树下。老汉仍然用手捉着烟袋,瞧着沙滩,一动不动,对来到身旁的两位来访者,不睬不理。老九窘住了。老八却畅畅快快说:“老兄,借个火!”老汉瞧他们一眼,略一踌躇,从石头上取过火柴盒儿,递给老八,眼睛又投到河滩里去了。老八坐下来,掏出纸烟盒儿,抽出一根,很实心地送到老汉面前。老汉摇了摇头,叉开五个扒摸石头磨得很粗硬的指头,推开老八伸到胸前来的手。老八再让,老汉再推——烟被挤折了。老九难为情了,张张嘴又合上了。老八不在乎,又搭讪说:“老兄,贵姓?”老汉又冷冷地瞧他一眼,磕掉烟灰,挑起担笼,走下堤坝,径直朝采集石头的水边走去。老八望着老九尴尬的样子,傻笑着:“这老汉好倔啊!”俩人讨个没趣儿,又来到钓鱼的圆盘坝头。老九坐在石头上,仍然出神地瞧着河滩上拉着石头的老汉,愧疚地说:“老头儿见咱天天来闲逛,不务正业,讨厌咱们哪!”“也许是。”老八说,“好劳动人见不得游手好闲的人咯!”“哎!真该死!”老九凄慌起来,“老汉哪知道,咱是有劲没处使呀!”“看见别人干活儿,我手发痒痒!”老八也动了情,真诚地说,“消磨光阴,毫无办法!”“何时是了呢?”老九又是这句话,想起明亮的实验室,摆满药品的阁架,烧瓶,器皿,量杯,天平……他说,“我宁愿在实验的爆炸中死去!”“自己解放自己吧!”老八说,“我想给厂里扫地、做勤杂工,反正不白吃人民的!”老九指着鱼杆说:“总比来弄这号事强!”两人统一了认识。果然,第二天他们再没来。两个月后,他们又在河边圆盘坝上相会了。老九推着车子,刚到坝头,就瞧见了坐在水边的老八的胖胖的脸,秃脑门,“你……”“哈,我猜你还会来!”老八说,“我已经等你几天了。”老九给老八诉苦。他经过申请,算是被批准进了三结合试验小组,研制一种灭草剂。他在三结合小组的处境是:监督改造。不管别人用什么眼光盯他,用怎样令人难堪的口气和他说话,他都不计较。只要能穿上白褂子,能摸到那光滑的器皿,能嗅到酒精燃烧的气味儿,他什么宠辱都忘了!三结合小组的几位小青年倒是很尊重他,虽则对试验一无所知,可态度挺好,求知欲很强,也很勤快。他和他们相处得极好,试验虽不十分顺利,劲头可都越来越大。不料,“‘法家们’说,还是老臭说了算!老臭改造了工人!复辟回潮了!”老九说,“这样,‘法家们’的扫帚又把我扫到这儿来了!”“殊途同归!”老人说,“我给厂里扫地、喂猪,帮大师傅担水、洗锅,都不行!说咱是‘故作姿态,卧薪尝胆,企图收买人心,复辟!’下令炊事班不准我进灶房,也不许喂食堂的猪,……”“好啦!现在只有坐着等死!”老九说,随之悄悄拉拉老八的胳膊,“那个老汉听咱俩说话呢!”老八一回头,可不是,那老汉一手扶着笼,一手摸着石头,侧着头,听这边俩人说话,看见俩人盯他,立时转过头,又拾起来。“他听见也好,不会怪咱不务正业了!”老八说。两人默默坐在河边。老八是个生性不安静的老活泼,看着郁郁寡欢的老九,顺口说一两句挖苦话,逗得老九笑一笑。“走!逗逗这老汉去!”老人笑着说,“我非和他交上朋友不可!”老九跟着老八,又来到老汉靠坐着的柳树旁。“老兄,能不能给搞点水喝?”老八嘻嘻说。老汉瞧一眼老八,又瞧一眼老九,眼里掠过一丝善意的讥刺:“钓鱼钓下功劳了!”他无可奈何似地站起来,顺着大堤走上去,不远处,有一个砖砌的小独瓦房,那是防汛时夜间值班用的。老九愣愣地看一眼老八,老八却顽皮地一笑:“跟上!”说着,往老汉的小独房走去。老汉一只手提着一口小铁锅,一只胳膊下夹着一捆干树枝,走出门,放下锅,看了老八、老九一眼,转过身,把门板合上,“吭哧”一声扣上铁锁,又朝柳树下走去。老八扑闪扑闪眼皮,示意老九:再跟上。老汉在石坝上的三个石头上支起小铁锅,顺手扒抓了一堆干草、树叶,点着了火,一股青烟呼呼冒上来,燃着的树枝噼啪响着。虽则倔,老汉的行动却完全证明了他的好心肠。老九忍不住说:“大叔,贵姓啊?”老汉一听叫他,不安地摇摇头,看看这个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连忙分辩说:“不敢不敢!叫我刘老大!老大!”“老大,家里有什么人?”老八诚恳地、小心谨慎地问。老汉突然扔下树枝,拾起担笼:“你自个烧吧!”说着走下堤坝。老八扫兴了,他说他从没见过这样难搭话的倔老头儿!他说他在厂里当副厂长的时候,负责后勤,什么脾气的人没接触过!包括工人当中个别同志的蛮歪老婆,他也有办法叫她们对男人亲热起来。他承认今天的失败,自我解嘲说:“咬住不开口,神仙难下手!”老九却双手掬着膝头,瞧着烈火一样的阳光下,晒得烫脚的沙滩上,老汉弯着腰,从沉积的沙石堆里,抠出一个个石头,装进笼里,眼里无端起涌出一包泪水来……这一天后晌,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雨倾盆而下,乌云压到河面上,闪电抽打着沙滩……老八和老九拔了钓竿儿,爬上河堤,朝防洪小房跑去。老汉站在小房门口,焦急地向他们招手,赶快把他俩让进小屋。两人甩着手上脸上的雨水,相对一看,又看着老汉,心里一热,这是个外凉内热的好心肠人啊!就在他俩刚刚坐在小炕边上的时光,老汉却从墙上的木橛上取下稻草编织的蓑衣,赤着脚,头上顶着一顶破草帽,走出房去。俩人看着老汉在雷鸣电闪、瓢泼大雨中,一步一步走到那棵柳树下站住了。“监视洪水吧?”老八问。“不会。你不看就头顶上一块云,哪会涨水?”老九说。“那,又是躲我们。”老八说,“这象话吗?”老九走出房去,老八跟了出来,一直走到柳树下。“你们——”老汉吃惊地盯着两个客人。“我们在屋里,倒叫你淋雨!”老八说,“这象什么话?”“我有蓑衣!”老汉狠狠地解释。“你不进去,我们也不进去!”老九说。“嗯……好!”老汉沉吟一下,终于下了决心,“进!咱都进!”三个人一前一后进到小房里,老汉畏怯地坐在门口一只用树根砍削成的木墩上,低着头,掏着烟包的手在微微颤抖。老九的感情好象很脆弱,颤着声问:“老人家,你为什么老躲我们?”老汉迟迟疑疑地说:“我怕给你们惹麻烦!”“咋哩?”老八问。“我不能和你们在一搭!”老汉声音低了,手颤得把烟沫儿抖落到地上。“为什么?”老九问。“我是敌人——地主分子!”老汉终于说。“啊!”老九不由地一惊,实在料想不到啊!看看老八,胖胖的脸上也满是惊慌和疑虑,半天对不上话来。“要是好事的人反映到你们单位,会给你俩惹麻烦!”老汉委婉地说,“你们也是被难之人……”可怜的李玉,在这种场合下,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地主分子,这是敌人,一点不含糊,尽管他目前被当作臭知识分子整得要死不活,可这点阶级觉悟还是有的。老八说话的警惕性也明显地提高了:“唔!难道让你在这儿垒石坝,是改造呀!”末了,他随随便便问:“几年了?”“十年!整整十年!”老汉反倒抬起头来,一扫畏怯的神色,“自打我和社员把这条河堤修起来,围进了五百多亩滩地,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我就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成了人民的罪人!”“那你以前——”老九急忙问。“我打土改到‘社教’,干部没离身,农会主任,农业社社长,大队党支书!”老汉说,“社教运动一完,给我订了地主分子。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家十四五亩地,我爸得绞肠痧死了以后,我爷七十多了,做不了活儿,我妈引着我姊妹兄弟五个,我顶大,十四岁,跟着我妈做庄稼。大忙时,雇上几个‘麦客’割麦,就这,说我雇工剥削……”老九忍不住问:“你为啥不向上级反映?”“反映过,不顶啥!”老汉说,“反映到哪,材料原路退回来。反映一回,挨一回斗争:不服法管!翻案!差点进了砖瓦窑!”“你,可是苦了!”老八失去了警惕性儿,同情地说。“我吃苦,没啥!连累的亲戚朋友……”老汉难受地说,“我女人一气之下,起不了床,没出一年,死咧!大儿子刚订下个媳妇,人家退婚了。娃三十多岁了,还寻不下个人。掏一千多块钱从山里办了个人,回来没过半年又跑咧!二儿子一看他哥的光景,好坏进了人家的门……我,唉……”老汉说不下去了。李玉和老八,陷入深深的沉默里。哗哗哗的大雨,猛烈地冲刷着白杨和柳树浓密的叶子,啪啪直响,稻田和玉米林里蒙蒙一片白雾,发出巨大的又像是遥远的海潮一般的轰鸣。“我不是地主分子!我是共产党员!”老汉说着,从木墩上立起,神情庄重极了。他走到小炕边,从炕头上的土窑窝里取出一个小木匣,抱在怀里。老九和老八看见,这是一只十分粗糙的木匣,木板是用斧子劈出来的,根本未用创子推光。匣盖上,画着一个象征着镰刀和锤子的拙笨的图案,染着淡淡的红色。两人疑惑不解。“这是我的党费!”老汉慢慢拉开匣盖,露出一扎捆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和一堆硬币,“夏天,我在柳林里拾蝉壳儿,到小镇药铺里卖了,月月按时交。”老九一把抱过那只小木匣,眼泪哗地一下涌出来,一滴一滴,滴在那一捆纸币上和一摞摞硬币上。老八双手紧紧抓住老汉粗硬的手掌,胖胖的脸上抽搐着,眼泪也流下来了。老汉却不哭,一字一板,从那长满短胡须的嘴里迸出深沉的话来:“我自解放见了党,就跟党走,听党的话!党叫搞互助组咱带头互助;党叫办农业社咱就办农业社,我把瓦房腾出来给社里作饲养室;党叫大办农业,我就领社员下河治滩……我对党没二心!”老汉紧蹙双眉,痛苦万般,“我活着是党的人,死了还是党的……”老八和老九,被同样的问题苦恼着,无法回答老汉积聚在心头十年多的疑难,默然相向……雨住了,乌云不散,老八和老九走出小独房,心事重重的地顺着河堤走去。这俩人,从此再没到小河边上来过,老大老汉想念起他们来了。又一年的春天来了。不知不觉中,堤坝上,河边淤泥里,春草绣成团儿了。杨柳发芽,麦苗返青,春天给自然界带来了繁荣,可给老大老汉带来的是难以减轻的痛苦,他整天心事重重的,发狠地拾石头,垒堤坝。这一天,老汉正挑起一担石头,从沙滩朝石坝走来,猛然听见一阵自行车链条的响声,抬起头,老八和老九正站在坝头上,冲着他和善地笑着。老汉心里一热,脚下加快了。上了石坝,他扔下挑担儿,拉着他俩的手,朝小瓦房走去。因为客人的到来,老汉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拢起脚底的柴草、杂物,用自扎的扫帚扫了地,嘴里嘟哝着:“真想你俩哩!”老汉扔下扫帚,一抬头,却见俩朋友背对着他,面朝墙壁,呆呆地站着,那儿墙上,挂着周总理的遗像。当他俩转过身来,老汉看见他们的眼眶里闪着泪花,他再也忍不住,抱住两个朋友的肩膀,哭出声来了。三个人坐定,揩干了眼泪,相对无言,默默地坐着。李玉忽然提议说:“给总理献个花儿吧,咱们栽活花。”“好!”老八说。“我怎想不到呢!”老汉拍着自己的脑袋,“还是你们知识人……”三个人出了门,在初春的河滩上,在初发的春草里寻找。老八回来了,捧着一株血红的小花,花朵不过豆粒大。老九回来了,双手掬着一株小白花,顶端只开了一朵,有指甲盖儿大,婷婷玉立。老大老汉回来了,双手握着一撮带着泥上的麦苗。三个人把无名的野花和麦苗栽进小盆里,端放在周总理的遗像下。夕阳如血,染红了柳树和杨树的枝梢。三个朋友,促膝而坐,畅谈起来。夜幕笼罩了山塬和河滩,小瓦房里响着深沉的声音……月亮升起来,满天星斗,愤怒的声音从小瓦房冲出来……月亮落下去,河滩又被黑夜笼罩了,激昂的声音像小河的春汛爆发……一缕曙光终于从山顶上冒出来……春天是明媚的,小河边的春天更迷人。一川墨绿的麦苗给人以无限的生机,杨柳绽出一片片鹅黄小叶,两道长堤像两条黄色的绸带紧紧嵌在小河边上。老八和老九,简直被小河美丽的春色陶醉了。老远,他们就看见,在他们钓鱼的圆盘坝上,坐着黑压压一片男女社员,有人站在人堆里讲话,那声音好耳熟,可不就是老大老汉!他俩刚巧走得近了,会也散了,社员们一齐下到稻田里,扎翻起稻地来。“老大!”李玉忍不住喊。“老大!”老八扬起胳膊,抡着。三个人对面跑去,在河堤上抱住了,拍着、摇着、问着、笑着。正在地里干活的社员,看着这三个人亲热的样子,迷惑不解,有人奇怪地大声问:“你俩人咋把咱支书叫老大哩?”老汉笑着,对俩朋友说:“现时不能叫老大罗!平了反了!”两人盯着老汉,像是问:平反连名号也平啊?“在我那门子里,我为五。”老汉哈哈笑着,“你们不是老八、老九地叫吗?按这排行,我那阵儿算老大嘛!”两朋友听了,恍然大悟,又一齐拉着老汉的手,拍着老汉的肩膀,摇着、抖着、笑着。1979.3小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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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刷——、刷——一张粗铁丝编织的双层罗网,用三角木架支撑在沙滩上,他手握一把被砂石蹭磨得明光程亮的钢皮锨,前弓后踮着腿,从沙梁上铲起饱饱的一锨砂石,一扬手,就抛甩到罗网上,于是就发出这种连续不断的、既富于节奏而又沉闷单调的响声。经过规格不同的双层罗网的过滤,砂石顺着隔板,分路滚落到两只同样用粗铁丝编制的笼筐里,细沙透过双层罗网的网眼,丢落在沙地上。笼筐里的石头装满了,他把铁锨插在沙堆上,一猫腰,提起笼筐,跨开长腿,甩着左臂,扭着犍牛犊一般强健的身躯,走上沙梁,哗啦一声把石头倒在石头堆子上,直起腰,从脖子上扯下毛巾,擦拭脸颊上的汗水。太阳即将出山的这一瞬间,秦岭的群峰沉浮在玫瑰色的霞光里,山峰的陡峭挺拔的雄姿顿然变得模糊了,线条柔和了,面目朦胧了,和玫瑰色的天空融合在一起了。蓝滢滢的细细的流水,冬季里裸露的沙滩,落光了叶子的杨柳林带,霜花蒙蒙的麦田,也都沐浴在瞬息万变的霞光里。整个河滩宽阔的沙地上,罗网林立,铁锨闪光,砂石撞击罗网的刷啦声响,杂乱而又刺耳,和这样瑰丽的初冬清晨的美景极不协调地统一在一起。他把倒掉了石头的笼筐重新搁稳到罗网下面,往掌心喷一喷口水,双手搓一搓,掌心里发生嚓嚓嚓的响声,茧痴和茧痂搓磨,竟有这样粗糙的声响,铁锨木把儿在他手掌上开始留下劳动的印记了。他有趣地笑笑,捞起铁锨,低头铲起一锨砂石,扬手抛甩到罗网上。一切都显得十分简单:抛沙取石,卖石头挣钱。只需给手心喷上唾液,摸紧锨把儿,使足劲儿,出力流汗就解决一切问题了。不要精心的谋划,也不必过细的算计,只要一天三顿塞饱肚子,胳膊上有源源不断的力气产生出来就行罗……绕口的数学公式呀,冗长的政治名词的概念呀,堆积如山的数理化习题呀,令人惶惶不安的频繁的考试呀,都像脚印一样留在身后,遥远而又冷寂了,他——18岁的高中毕业生曹润生,做为一个年轻的庄稼汉,加入到曹村庄稼汉们庞大的劳动大军中来了。一切既显得简单,也很自然。他背着书包,车架上捆绑着被褥卷儿,网袋里装着脸盆、牙具和杂物,涉过小河,从五里镇中学回到曹村来了。父亲在门口的槐树下,正用一把铁梳子给黄牛梳刮着皮毛,抬起头,淡淡地问:“念完了?”“完了。”他说,也是淡淡地口气,“毕业了。”“大学……考得咋样?”“不咋样。”父亲就不再问了,继续用铁梳子梳刮黄牛卧圈时粘在臀部和肚皮上的粪痴和土屑。他只精通作务庄稼和养育牲畜,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到一块的粗笨庄稼汉,对于儿子念书和考学的事,大约连问询的话题也找不出来……一月后,他接到一封信,那是高等学校统考成绩通知单。他看了一眼,就塞到裤兜里去了,结果是羞于让人再看一眼,或者告诉他人的。“润娃,心放开!”父亲显然猜透了信的内容,不用询问,就朗声宽慰儿子,“而今考大学跟中状元一样,太难咧!听人说,咱小河一川几十个村子,只考中了一个女子,人说那女子连着考了三年才得中……”“嗯……”他不置可否地应着。“你要是不死心,再念一年,明年再考一回,爸供给你。”父亲说:“爸做那几亩庄稼,还成哩!”“不咧!”润生苦笑着摇摇头,口气却是坚定的,他的高考成绩离得那个录取的分数杠儿,距离太远了。他看着父亲皱皱巴巴的脸颊上的笑纹,反倒难受了。是啊!他供给他念到高中毕业,花了多少钱哪!而他却把好多时间抛洒在五里镇中学的篮球场上了,他断然说,“不用补习了,爸。”“那也好!而今做庄稼,日子也好过了。”父亲轻松地笑着,仍然在替儿子宽解。在他看来,年轻人都想通过念书考试而进入城市,达不到目的的就三心二意,连做庄稼也觉得没意思了。他说,“你看看,天底下的庄稼人有多少……甭在心!”他和父亲在自家的责任田里秋收,掰包谷,掐谷子,随后就在收获过庄稼的田地里播种下麦子,当秋收秋播的忙季一过,父子俩闲不了。“得寻个活儿干呀!庄稼人怎能闲吃闲坐呢?”父亲在灯下抽着旱烟,“整整一个冬天,整整一个春天,到搭镰割麦,地里没活儿。润娃,你得搞个营生呀!”润生靠在炕边,他早就想着自己该干的营生了。五六亩责任田,不够父亲一双手收拾。家里那三十多只母鸡,属于母亲的宝贝,用不着他经营。黄牛生下一头母牛犊,母猪产下的十二只小崽,那是父亲的爱物,更不必他插手抚弄。鸡呀,猪呀,牛呀,这些东西,他全无兴趣,见着都觉得烦!他喜欢蜜蜂,早就想着有一群蜜蜂,春天到南方,夏天到北方,搭火车,乘汽车,天南海北去放蜂,去赶花。那些嘎嘎嘎叫着的笨拙的母鸡,那肮脏的丑陋的老母猪,那行动迟缓的老黄牛,有什么意思呢!那金色的蜜蜂,嗡儿嗡的,酿出雪白的或金黄的蜜来,够多有趣啊!“我早想好了——”润生看父亲一眼,胸有成竹地说,“我要养蜂,爸,我把一本《养蜂学》看得快要背过了。”“哪来的本钱呢?”父亲总是切实地想问题,“一箱蜂要七、八十块,咱能买起几箱呢?养得少,划不着;养多,又没那么大的本钱……”“给我买一张罗网。”润生早有打算,“我下河滩捞石头,挣下钱来买蜂。东场村俺同学家养了十群意大利蜜蜂,他爸不会管理,没赚着利,不想养了。我想把他那些蜜蜂连窝端过来。我今年捞一冬石头,挣的钱差不多够了。”“你爱弄,就去弄那蜂儿去。”父亲从来不违拗儿子,总是顺着儿子的兴趣。他生过六个女子,五十大关上才得到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爱子之心可以想见了。况且,曹村的曹安勤就养着一群蜂,走南闯北,赚得一把好钱,儿子养蜂是正经营生,不是玩狗耍鸽子的二流子行径嘛。他说,“你去捞石头吧!挣下钱你自个攒着,给你买蜂去。要是不够,爸卖了这窝猪娃,给你添补……”他扛上铁锨和罗网,走出自家小院低矮的门楼,下了场楞,下河滩来了。河滩里刚刚落下头一场小雪,冬小麦嫩绿的叶尖翘在薄雪上头,像河岸两边的庄稼人一样,在宽阔的沙滩上,选择一道石头多的沙梁,用三角木架支撑起罗网,用铁锨抛起第一锨砂石,石头撞击崭新的铁丝罗网的第一声响亮的声音,新奇而又陌生,长久地留在他的记忆里。沙滩上拥挤着多少人啊,男人女人,壮汉青年,有的是一人一张罗网,有的父子、夫妻合着一张罗网,摆开架势,抛沙取石。整个河滩上,都是石头撞击罗网的杂乱的刷啦声。土地下户了,冬闲了,多数找不到挣钱门路的人都下滩来了。这种劳动平稳,不需要四处奔波,一天三顿可以吃到自家锅里的热饭,晚上能在自家的热炕上歇息。不要投资,不要底本钱,只需花十几块钱买一张机器轧制的罗网就行了。不用任何人号召、动员,秋播一毕,庄稼人挂了犁、卸了铧,扛上罗网走下村前的河滩里来了,这儿是一个取之不尽、掏挖不竭的天然采石场,可以容纳一切人。他没有烦恼,倒是很踏实地在曹村门前的沙滩上撑起了自己的罗网。他学业平平,只是个中等生,对于参加高考,本来就缺乏一定要考中的狠劲,结果自然是早可预料的。因为所望不高,失败时也就减轻了痛苦的程度。他喜欢蜜蜂,那个神秘的王国比什么大学现在都令人动心;他喜欢养蜂人的生活,天南海北去赶花采蜜……为了尽快地把东杨村那十群蜜蜂买过来,他现在必须埋头苦干,拼命抡动铁锨,从一锨一锨抛起的砂石中,挣下买蜂的钱来!东杨村那个同学他爸,简直是个大笨熊,把二十多箱可爱的金黄色的意大利纯种蜜蜂,弄死了大半,太可惜了……到他攒下千元款项的时候,就要把那十箱蜜蜂连窝端过来。那时候,他就扔下铁锨和罗网,离开这冬季奇冷而夏天特热的沙滩了……刷——曹润生抛着沙子。他穿一件蓝色秋衣,短头发的运动员平头上,热气蒸腾,红润润的脸膛上流着汗水,可胳膊上并不困乏。下河滩近一月来,最初的不适应重体力劳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双手已经磨出厚硬的茧痴,无论速度和耐力,乃至捉锨扬沙的姿势,都完全可以与任何一位庄稼汉相抗衡了。在篮球场上训练出来的四肢,灵活而轻使;膀阔腰细,行动敏捷,连抛沙提笼倒石头的动作,都带着投篮时的优美的姿势。他抹一把汗,欣赏着不断增高的石头堆子,嘴角露出得意地而又不满足的微笑,像球赛时瞥一眼记分牌上的积分数字的神气。这时候,一辆天蓝色的大卡车呜呜吼叫着,从河滩麦田间的白杨甬道上开到河岸边来了,这是今天早晨头一辆到曹村河滩来的装载砂石的汽车。他扔下铁锨,迎着汽车奔去,有好多人已经从河滩的各个角落蹦起来,朝着汽车开来的方向奔跑。激烈的竞争出现了……

一场丰厚的瑞雪,彻底划清了渭河平原的秋天和冬天的界线。如果没有从苏联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潮的入侵,渭河平原的秋季似乎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冬小麦在温暖如春的适宜气候里蹿得好高,有些贪长的品种竟然拔节了,整得庄稼人用黄牛拽上碌碡到麦田里去碾压,把它们忽忽忽扬起来的叶杆镇压下去,抑制它们的生长,节约土壤里的肥力。农谚说,麦无二旺哇!现在旺起来,明年春里连穗儿都不结了呢!庄稼人仰头望着绿色葱茏的田野,望着湛蓝的天空,盼望有一场大雪降至,对疯长的麦苗实行自然的不可反抗的镇压,或者起码应该刮一场西北风,降下几场浓霜,尽早结束这种“十月小阳春”的并不美妙的节气。这场雪下得太神了,没有往常里降雪前的先兆,那就是呼啸而来的西北风作先导,搅得昏天暗地,然后把雪花愤怒地抛甩到田野上和庄稼人的房上、院里和猪圈羊栏里。这场雪是和平进入,文文雅雅,温柔而又娴静地降落下来,使庄稼人喜滋滋地感受到大自然的恩情了。不过,善于动脑筋而又有点文化的农民,已经预测到这场雪的至期。雪前的两天,刮了一天一夜东风,那是海洋性气候进入的标志,带来了大量的水汽,一当风息,便有雪至,他们已经明白了“长安自古西风雨”的实质,西北风仅仅起了点降温以促进东风带来的水汽凝结为雨雪的作用。我站在河堤上,欣赏第一场大雪带给小河川道的迷人的景致。大自然真是神奇啊!昨天以前的整整一周时间里,我牵一条牛缰绳,手里掂一根断了半截皮子的短鞭,在河川的麦田里悠悠地转过来再转过去,看那黄牛屁股后头拽着的小石碌晦在绿汪汪的麦苗上碾过去……整个河川里和源坡上的梯田里,黄牛悠悠,青骡匆匆,鞭鞘闪闪,庄稼人吆喝牲畜的粗壮的喊声,互相呼应,那声音并不像播种时节那么急切,而是一种悠悠然自得的声音,显示着庄稼人对牲畜的宽容和抚爱的音调儿。我第一次真切地体味到了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劳动的乐趣。一场大雪,把农历十月里这种并不是年年都有的景象淹没了。田野里一片白雪。河滩里也是一片白雪。终年裸露的沙滩现在也闪着白雪的柔和色调。一道细流,在雪地里辟开一条曲曲弯弯的水道,把雪的原野割裂开来了。田野是这样静溢,即使是最勤劳的那一部分庄稼人,也不能利用下雪的休闲时间到沙滩上割枯蒿了。他们聚集在村头扫过积雪的场院里扯闲篇,没有人到白雪覆盖着的田地里去转悠。我感觉到自己与庄稼人不同的情致,喜欢在空漠的河滩里的河堤上散步,我怀疑是不是12年的学校生活,染给自己小资产阶级气味了……纷纷扬扬的大雪是黎明时分开始降落的,静静地下了大半天,午后停息了。现在,灰白色的云层已经扯开,露出一条条或一块块蓝天,云层在缩小,蓝天在扩大,遥远的西方河与天相接的地方,灿红的云霞已经把天地浑为一体,难以分辨其界线了。我拂去一块河卵石上的绒雪,坐下来,静静地沉浸在大自然的静谧的气氛里,水边有两只玲珑精致的无名小鸟,飞起又落下,那叫声像是从颤动的金链上弹出来的,更衬托出了河川的恬然静气。我听到谁在叫喊我的名字。我站起身,看见村庄通河滩的黑色大路上,正急急地晃动着一个人的身躯,那干练的走路姿势,以及那冬天也不戴帽子的脑袋上闪动的头发,使我一眼看出,他是惠畅。他大约到我家里去了,又找到河滩上来。雪天不能干活,正是他写东西的天赐良机,许是一天来写得闷了,要找我闲聊;也许又有得意之作草成,按捺不住喜悦之情,追来给我要念他的小说了?“小河秋高——发……”他手里扬着一张报纸,从河堤下爬上来,话没说完,不料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个跟头。他哈哈笑着爬起来,腿上和胳膊时上沾着雪,也顾不得拍打,把手中的报纸递给我,“发表了——我的《小河秋高》!”我惊呆了,久久盯着他眉飞色舞的憋红了的脸膛,猛然醒悟过来,打开了报纸。文艺副刊的头条标题,是四个笔锋道劲的大字:小河秋高。标题的下方,是作者的名字:惠畅,我的眼花了!惠畅从我手里夺过报纸,扔在雪地上,双手抱住我的肩膀,用他的滚烫的脸颊死死地挤挨着我的脸,竟然哭了。他的动作太猛而又使我始料不及。脚下一绊,两人都跌倒在雪窝里了。“乌——拉——”他爬起来,扬着双手,对着河滩,可着嗓子吼喊,这是一句极易记住的俄语单词。“乌拉——”我也高声呼喊起来。我首先从惊喜中镇静下来,捡起报纸,坐在河石上,端详起来,真怪,同样是惠畅两字,一经铅字在报纸上印出来,顿然神气多了!“总算——开始了!”惠畅一手叉在腰间,一手在空中用力一挥,“开始了哇,我的声音!”我一看报纸角上的日月,已经出版一周了。真是遗憾,我们俩谁也订不起一份报纸。再说,书信和报纸,没有人直接送到村里来,只送到八里远的那所小学,由本村走读的学生捎带回来。他给我看的这张报纸,是学生刚刚捎回来的报社寄给他的两张。“稿费20块。”他告诉我,他的弟弟已经从邮递员手里领回稿费交给他了,“你说,我们该怎样享受这一笔巨款?”“买点稿纸吧!”我说,“这是我们的基本物资。”“那当然!不过——”他意犹未尽,“无论如何,我们得庆祝一番……”其实,庆祝方案他早已想好了,要我此刻跟他过河去,五里镇那个公私合营的小铺里,有烟有酒,又有糕点,而且营业时间不作严格限制,即使关了门板,谁有急事,只需拍拍门板,那个善眉善眼的老头就会不厌其烦地拔开插扇门板,迎你进去。我们沿着河堤往上走,那儿有一架用木板搭成的便桥,可以跨过河水。“看来哪!还是有个模特儿好!”惠畅兴奋地说,“那天晚上,咱俩跟马罗在河滩闲聊,回去后,我以他为模特儿,写下《小河秋高》。”这无疑是他获得第一次成功的深切体会,也可以看成是经验性的启示了。他有了第一次成功,也就有了第一次获得成功的经验,不管谈这个经验用怎样的口吻,神气的或者是谦逊的,都不能改变成功本身所具有的权威性。我现在还没有这种体验,对于从书上看到的许多作家谈创作经验的文章,我都信,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隔膜。至于人物创造中的模特儿说,我也早已知道,虽不新奇,却有他——我的朋友切身的体会为佐证。我就附和说:“好多作家谈经验时,都有这一条,如何从生活中受到了启发……”“马罗本人的性格就很特别……”惠畅说。“我也许和他太熟悉,反倒屡见不鲜……”惠畅拍敲着小店铺的黑色门板。咣当一声,门板拔除了一页,我和惠畅侧身挤进去,眉目和善的老头儿问,“买啥?”“烧酒一瓶。”惠畅说,“顶好的是啥酒?”“太白酒。”老头说。“买一瓶。”惠畅的口气很大,俨然一位百万富翁,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价格是不屑于过问的,“两斤点心,两斤蛋糕……”老头儿在煤油灯的昏暗灯光里,眯着眼,把秤杆伸到灯下去辨认秤星儿,然后包了,用纸带捆好,拨拉一下算盘,轻轻地说了钱数。“甭急!我还要烟呢!”他说,“最好的烟买五包;还有茶叶,也要好的……”我和他拎着包着糕点的纸包,走出小铺,老头殷勤地送我们到街道上。他大约看惯了庄稼人买东西时犹豫不定、盘算再三的神情,以为我们是腰缠万贯的富翁的魄势了。我们和老头道谢一声,老头笑着,哈腰点头,进门去了,咣当一声插上了木板。“找马罗去!”走出五里镇短浅的街道,我们下了场楞,隔河遥见马罗庵棚上的马灯,像一点鬼火,在雪地上闪亮。惠畅感慨万端,又像报复似地说,“为了我们两人合抽一支‘航运’烟的困境,为了我们在水沟黑店里给臭虫吸去的血浆,为了马罗给我们烧烤的包谷棒子,我们得犒劳一下,庆祝一番,热闹热闹……”惠畅神采飞扬地说着,走着,兴奋之情难抑:“要是阿克西尼亚恰好也在庵棚里,那就更加罗曼蒂克了……”马灯挂在庵棚立柱的杈枝上,昏黄的灯光在地上投下一片花花拉拉的光道和黑影。庵棚周围的积雪清除掉了,有一块小小的干净的场地,倒像是庄稼院门前的场院。积雪在田野里透着一层亮光。马罗不在,大约又去吆雁了,河滩的下方,隐隐传来他的斥喊声。瑞雪初霁的晚上,寒气逼人,我划着火柴,点着麦草,惠畅已经从渠岸上抱来一捆干透的包谷秆子,火焰冒起来,包谷秆节爆裂出一声声沉闷的响声。老光棍在三块石头上支着的一只小铁锅,锅沿边生着一层锈斑。我们给锅里添上水,架在火上烧起来,等到马罗一会儿吆雁回来,正好沏茶,真正的茶叶!我和惠畅对面坐下,中间隔着火堆。火焰从三块石头的空隙冒起来,锅边上发出吱吱吱的叫声。我们就着火苗,点燃了纸烟,“海河”牌香烟,天蓝色的封皮,天津出品,60年代享有盛誉的一种高级烟哪!我们可以连着抽掉三根五根了。“我明年要发表10万字的小说。”惠畅说,“天哪!《小河秋高》一发表,我的劲头像火山爆发了,我觉得要写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他又狂劲上来了,胜利带给他巨大的欢乐,也把他的自信的本色发酵而膨胀起来了,正冲向疯狂的顶峰。我想,苦斗中忍受过太多艰辛乃至屈辱的人,一旦扬起头来,长吁一口气、呼喊一声“乌拉”的心情,大约人皆难免吧?我想,某一日,如果我也有这种幸运出现的时候,也会狂一下子的。我说:“对的。应该趁热打铁!第一阶台阶总算跨上去了……”“啊!理想的追求,苦难的历程,成功的狂欢……啊!”惠畅手撑下腮,感慨着,“你从我可以期望你的明天,坚定不移地埋头奋斗!”“是的……”我心里热乎乎的,劲头也更足了。“我已做好五年的苦斗期……”马罗的粗壮浑厚的调门在近处响起,是十分激扬昂壮的乱弹,可惜一个字也听不懂,那古老的剧种的激越人心的旋律却是令人心驰神荡的,尤其是在这样静寂的雪野里……“哈呀!是你俩……”马罗声到人到,手里提着一杆火锍,靠放在庵棚上,“现在没有包谷棒子了……”“啊呀!我的亲爱的葛利高里!”惠畅一跃跳起,搂住马罗的肩膀,“你跑到哪儿去了?让我老等你!”“我吆雁去了。”“我还当是你到河那边,找阿克西尼亚……”“去你妈的脚!净逗老叔……”马罗又侧过头嘿嘿笑着说:“你俩……今日像是……有喜事?”“你猜!”惠畅说,“猜中了犒劳你。”“你媳妇要下白娃子了?”马罗说。“那不算啥!”惠畅摇摇头。“你俩——有一个在外头找下工作了?”“那更不算啥!”马罗猜不着了。还能有什么事比得娃子和参加工作更令年轻人高兴呢?他憨憨地笑着,老实承认,自己猜不透了。我告诉他:惠畅的文章在省报上发表了!他似乎一下子理解不开这件事究竟有多么重要,傻愣愣地笑着。“我今日来犒劳你——”惠畅从庵棚里取出大包小包,摆在包谷秆子上,解开了,“马罗大叔,感谢你给我们招待过一顿包谷棒子……”“嗬呀——”马罗瞪大眼睛,惊叹一声,往后倒退了一步。可以想见,这种豪华的吃食——蛋糕和点心,会使他多么吃惊了。甭说整个乡村里都在忍饥挨饿度荒年,即使在过去的正常年景里,庄稼人也只是在走亲戚或看望病人时,才忍心花费块把钱买一斤饼干或蛋糕送去,哪能这样浪吃海喝呢!他瞅瞅我,又瞅瞅惠畅,大约终于明白了发表一篇文章确乎不是一件寻常的事。他忽然转过身,从庵棚跟前捞起火铣,扛起来,对着星斗满天的寒冷的夜空,用纸烟头上的火点燃了导火引线。导火线儿吱吱响着,爆出一串斑斓的火星,接着是一声沉重的响声,冲上天空,震得星星也抖动起来。远处栖息在杨柳林带里的什么水鸟,仓皇惊叫着逃飞了。“咱们小河川道出下能人了……”马罗放下火铳,一扬手,高兴地说,“我给你放炮!”“动手抓啊——”惠畅喊。

陈忠实《白鹿原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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