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山老汉悄没声儿地哭了。老汉蹲在院子围墙西角的猪圈门口的碌碡上,双手撑着花白头发的脑袋,泪水吧嗒吧嗒滴落到裤裆下面的青面碌碡上。玉山老汉今日才瞅住了痛哭流泪的一个好机会。老伴到她妹子家去了,儿子和媳妇也出门去了,他可以舒心地哭一场,让多日来聚积在咽喉下面的苦水畅活地流泄出来了。想到矮矮的围墙西边的东邻和西邻,他控制住自己,不能嚎出声来,免得他们幸灾乐祸。老汉太痛苦了,满眼汹涌而出的泪水和同样绵绵不断流出的鼻涕以及嘴角淌出的粘液搅和在一起,擦不干,抹不净,把一张皱纹巴巴的脸弄得十分肮脏,粘液从下巴颏上滴下来,滴在胸襟的棉袄上,也弄得湿糊糊一片,他已经无心顾及了。两头即将出槽的大白猪,扭着笨重的身子,在圈里蹒跚,不时扬起头来,瞅着它们的主人,鼻腔里发出哼哼的响声。笨猪也通人性,他把它们从一尺长的毛崽养成这样两个庞然大物,有了感情了。可它们毕竟不能人言呀!他老伴的妹妹的丈夫,他的“挑担”,被公安局逮了!手铐!一双蓝铮铮的钢铁家伙,套在挑担的手腕上,寒光凛冽!挑担那一双又细又嫩的手腕,怎能招得住那钢铁家伙的箍匝呢?听说那钢铁里头带有锯刺一般的钢刺铁牙,戴的人稍一拧扭,那锯刺就越紧紧地往肉里扣呀!玉山老汉抬起泪花模糊的老眼,就瞅见高高地耸立在小院里的二层阁楼。那被涂饰成天蓝色的门窗,天蓝色的钢棍围栏,也都嘲笑似的瞅着他。这座高高地耸立在两边低矮的庄稼院房屋之上的新式建筑,使邻人羡妒,使他自矜,多漂亮的楼房?现在对他嘲弄地瞪起眼睛了。他突然心里一横,产生了一个十分恶毒的心计,他盼这阁楼突然倒塌,把他压死,他就再也不会痛苦了!挑担姓郑,小名碎狗,官名建国,小河下沿郑寺村人。他和他先后娶走了小河北岸张家堡张老五的大姑娘和二姑娘,成了一副“挑担”。姊妹俩只差一岁,个头长得相差无几,模样都俊,胖瘦几乎无差,乍看像一对双生。细看呢?妹妹比姐姐更水色一些。比较起来,吴玉山却更喜欢他娶的老大。他有种感觉,一种不易说清楚的感觉,居家过日子,老大更有心计些,也就更可靠一些。二姑娘的水色虽然浓一层,似乎性子太强,不好抚弄。许是姊妹俩年龄相近,摸样不分彼此,于是就形成谁也不服谁的局面。大姑娘能纺一把细线,织一手好布,二姑娘织出的花布和纺下的细线绝不比姐姐差一分成色。姐妹俩争强好胜,互不服气,少了一般姊妹之间大让小,小敬大的情分。这种微妙的关系,随着姊妹俩一前一后的出嫁,就延伸到吴玉山和郑碎狗两个男人和两个家庭的关系之间来了。吴玉山家道小康,吃穿不愁;郑碎狗家亦属小康人家。谁料婚后一年,碎狗的二弟被抓壮丁,卖地交款,避了灾难,却没了地。祸不单行,母亲猝然而殁,一个小康家庭急骤衰败为日愁三餐的穷汉。老父亲无力挽救,把兄弟三人分开,自奔前程,免得再遭壮丁之苦。除了一身重债,郑碎狗再没分得什么有价值的家产,他在西安一家鞋铺当学徒,学习抹褙子的手艺,只管饱肚子,没有收入。二姑娘常常在揭不开锅时,夹着小口袋来找姐姐。大姑娘同情妹妹,一升米,三升面,常有周济。时日一长,也就有点厌烦,在把米面装入妹妹张开的口袋时,忍不住奚落:“日子泛长了,叫人把你周济到啥时候去?”妹妹一听,倒提起口袋,把装进去的米又倒出来,甩手走掉了,从此,再也没登过姐姐家的门槛。吴玉山说:“看看看,这下把妹子和妹夫得罪下了,既然周济人,就甭说难听话,还能落下个人情。”妻子却不后悔:“在娘家时,连一声姐也没叫过我,好逞能哩!这会儿认得我这个当姐的了!吃了人家的米面,还不领情,倒是我该向她低三下四去赔情?”姊妹俩就这样绝了情。吴玉山心里其实倒高兴,再不担心有人来要米讨面了。她是她的亲妹子,如果自己出面干预,妻子肯定不高兴,而妻子自己出面阻断了那个关系,倒好。实在说,“挑担”那一家,真是个填不满的穷坑……星斗移转,世事大变。没过二年,全国解放。郑碎狗从小小的学徒一下子翻身立起,成了公家干部,穿一身四个兜的蓝布服装,年节时出现在老丈人家门楼里,和吴玉山面对面称兄道弟的时候,吴玉山一下子觉得自己脸上无光,矮了半截。老丈人再不“碎狗长”、“碎狗短”地奚落了,也不叫“老二”了,出前撵后叫着“建国”的名字。吴玉山很快明白,郑碎狗已经取下一个官名叫郑建国。郑建国春风得意,满口泄出一串串新名词,叫老丈人和老农民吴玉山似懂非懂。他说新成立的市政府,已经调他当干部了。二姑娘自然更是扬眉吐气,说话也嗲声嗲气,手也总是塞在裤兜里不往外拿,话中不断地冒出一些乡村女人难以理解的新名词,令老母亲和姐姐吃惊。自然,最尴尬的还是大姑娘,妹妹似乎早憋足了心劲,就等着这一天图得报复,那眼角总是不屑地瞟着姐姐,叫姐姐越看越不自在。傍晚分手时,矛盾终于公开化了。二姑娘从裤兜里怏怏地摸出一迭票子,当着父母的面搁到桌子上,对姐姐和姐夫说:“前二年受苦时,吃过姐家二斗三升面,八升小米,我都记着,现时,折价一次还清,我也去了心里的疙瘩。”吴玉山愣住了,连连摆手,烧臊得脸孔赤红,像挨了一记耳光:“这算说的哪儿的话……”妻子煞白着脸,早已不能忍受,抓起票子,一把甩出去,满屋都是飞舞着的人民币:“你男人当官了,你当官太太了,俺不眼红!甭在我跟前摆阔耍烧包!我那二斗三升白面,八升小米,全当喂了狗咧!喂给了一条喂不熟的狗……”姊妹俩当面骂了起来。从此,姐妹俩绝了往来。遇人说起家道,吴玉山和妻子,谁也不要提起这个挑担和妹妹,他只是零零星星听说过,挑担在解放后的十几年里,官儿从小到大,不停地往上升,至于升成几品,他也搞不清。他本来就对城里政府的官职称谓粘粘糊糊,分不清高低。他和妻子已经有了两儿一女,虽然不易,却还保持着一个小康的状态。他人极忠厚,平和,有一个中农成份,也不能在村子里当什么干部。他凭了勤谨和忠厚,人缘也好。列论谁在吴村当干部,他都是最可靠的社员,从不使好捣蛋,人叫他“老好玉山”,他欣然领受,不管属褒属贬。一些技术性极严格的活路,譬如撒种,譬如培植稻秧,非他莫属。另有一些脏活累活,干部指派不动气壮声硬的贫下中农,往往就指派吴玉山去干。他不拨不挑,干了,干了也就挣下了大工分。无论技术性很强的农活儿或人人讨厌的脏活,都是生产队的高工分,别人也说不出意见,他的日子倒是混得严严窝窝。这样,两口子憋着气儿,从来也不去求妹妹和妹夫救助什么。物换星移,江河改道,世事变迁——什么事都不会永远一成不变。吴玉山被敲门声惊醒,再一听,确实有人敲门,一动脚,先蹭醒了睡在火炕另一头的老伴。老两口穿戴齐备,先后下炕,为了防备不测,玉山顺手捞起一根木棍,走出里屋,轻步走到街门口,由老伴先发问:“谁呀?”门外传进一声陌生而又颤惊的声音:“是我,姐。”“你是谁?”吴玉山摸不着头脑。“我是建国,姐夫——”老伴“哗啦”一声拉开门栓。老两口拥着妹夫走过院子,进入里屋。电灯光亮里,才真正使吴玉山夫妇吃惊了,不由地同声惊叹出一声“妈呀”来。妹夫郑建国,脸上结着血痴,一条腿跛着,头发蓬乱,形容憔悴衣服肮脏,邋塌不堪,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我遭难了。”妹夫坐下来,咕咕咕喝下一碗水,才说了话,“我今黑要是逃不出来他们就把我打死了!”无需再细问什么,老俩口就知晓了七八成,乡城里外都在闹造反,妹夫在省城当官,大半也是逃不脱,老伴已洗手和面,他给妹夫打洗脸水。妹夫在他家后院储存柴禾的小房里藏下来。他不无担心,完全深知此种行为的可怕后果,但不能把妹夫撵出去送给那些要收拾他的人。老伴似乎已不记前嫌,尽其所有,用细面给他调养摧残得令人伤心的身子。担心是难免的,而当那些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人乘车追寻到吴玉山的门楼下来的时候,他却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勇气。“郑建国,我的挑担?不错,有这个阔亲戚。”吴玉山气呼呼地说着,骂了起来,“他当官为宦的时光,从也没踏过我的门槛!我至今也不知人家腰有多粗,官有多大喀!人家看不上咱穷亲戚,咱也不想沾他的光。他这回成了反革命,与我何干?我是有光不沾,有害不受!你们到村里打听一下,看俺村谁见过俺一家和郑建国家有一回亲戚往来?”郑建国从柴禾堆下的红苕窖里爬出来,躲过了这一关。他住下来了,随之又被姐夫和姐姐转移到他们的大女儿家。灾难把相违近二十年的姊妹和挑担的关系恢复了,真是患难见得姊妹情。似乎是对妹夫经受的灾难的补偿,起初官复原位,后来又升了,当着什么局长。郑建国一出马上任,就把吴玉山的小儿子招为国家正式工人,后来在工厂恋下一个媳妇,小两口在居民楼上有一个虽不宽敞,却也安乐的小窝,避免了两个儿子分家争论家产的矛盾,令村人羡妒莫及。两年分田自耕自收,吴玉山真是如鱼得水,囤里攒下成吨小麦,折子上摞下一笔小小的存款。庄稼人生活中有三件大事:娶媳妇盖房置田地,解放后只余下前两件了。吴玉山是个地道庄稼人,日夜思谋的大事,也不会超脱。不过土地虽分给他耕种,却规定不许买卖。女嫁了,大儿子也娶过媳妇了,唯一的心愿,就是在闲置多年的小院里撑起三间瓦房来。在盖置新屋的问题上,儿子和他没有异议,甚至显得比他更迫不及待。只是在房子的形式上意见不一,他要盖木料瓦屋,可以搭木板楼,楼上可以扎粮囤,放置杂物,实用一些。儿子却坚持要盖楼板平房,干净,漂亮,能堵死老鼠。父亲很和悦地同意了儿子的意见,因为房子毕竟是为儿子盖的呀。儿子在西安一家工厂做合同工,吴玉山亲身张罗建筑材料。他找到邻村一家三户联营的水泥预制品厂子,三十来岁的厂长接见了他。“楼板多少钱一块?”“得看你用多大尺寸的。”吴玉山掐一掐自家的地基,厂长替他换算成公制米尺的尺码,正适宜用长度三米三的楼板。“三米三的楼板,啥价?”“三十块。”吴玉山倒吸一口气,窝在肚里,好贵的价钱!他掏出烟锅,点着火,开始盘算,一间用十二块,每块宽一尺八,只有两丈一尺六寸的深度,扎两个小铺,太窄了。用十五块楼板,房子有二丈四尺的宅深,刚好可以扎开两个宽敞的小间。十五块楼板一间,三间需得四十五块,需得一千三百五十块人民币,这账好算。“这价还能‘活动’不能?”吴玉山问。“能嘛!怎么不能!”三十岁的厂长扬着头,斜支着一条腿,掂着烟卷,大不咧咧地说:“谁把世事治死了?”“咋样‘活动’呢?”吴玉山探问。“没个一定哇!”厂长掸掸烟灰,“三十块卖哩!二十块也卖哩!十块八块还卖哩!有时候一分不要白送人哩……”吴玉山瞪起眼,警惕地瞅着这位中年农民,他一身不土不洋的装束,头发比城里人还留得长,说话二里二气,是不是在耍笑他老汉?是不是料就他掏不出买楼板的票子?他心里十分反感这位农民,厂子也不知办得咋样,不过能赚几个钱吧?看你神气得不知该咋样说话了!“真的!”厂长大约看出他的疑惑,肯定地说:“你老汉要是能给我买来一吨平价钢材,我给你一块按二十块钱算账;你能买来两吨,我给你一块只算十块钱;你能买来三吨,我白送你四十五块楼板;你能再多买来,我给你找钱。咋样?你老汉这回不嫌贵了吧?也不必问我咋样‘活动’价了!”吴玉山还是不大明白这当中的秘密,低着头,抽闷烟,思谋这桩交易之间的关系。“道理很简单,老汉。”厂长说,“平价钢材八百多块一吨,议价钢材一千二,黑市钢材一千七。我买不到平价货,连议价货也弄不到,按黑市货价折算,一块楼板就是三十块了。你能给我寻下一吨平价货,我就省下一半本钱。你能给我寻下三吨平价货,我权当是议价货,也节约一千多块成本,把你四十五块楼板的代价就折合进去了,所以我白送你。这下明白了吧?”“噢!噢噢噢。”吴玉山明白过来,豁然开朗,怪道他敢白送给人楼板哩!“你想想,老叔,看看你有哪个亲戚在政府,在工厂,或者有门道儿,能弄来平价货,议价也行哩!”厂长说,“我是不会亏你的。”倒是厂长提醒了他,他想到了挑担。他又不便一时说破,显得迫不及待,而且还没把握性儿哩!他故意装出莫可奈何的神气说:“这么好的事……只可惜……咱粗笨庄稼人出门去,两眼乌黑,能认识那位……卖钢材的公家人哩?”“那你就掏三十块钱的价吧!”厂长说。吴玉山站起,拍拍屁股上的尘土,慢洋洋走了。回到家,吴玉山把这件事和老伴说了,老伴立即怂恿他去找她的亲妹夫。儿子恰好也回来了,同意母亲的意见,必须由父亲亲自出马。由儿子去找姨夫,显得不够郑重,晚辈人嘛!女人去可能说不清楚,贻误大事。第二天,吴玉山搭车进西安去了。真是难以想象,郑建国和妻妹表现出动人的热诚,简直使他受不了了。他听着他们争相说着热诚关照他的热言炙语;争相给他递烟沏茶;软椅子已经够软和了,两口子还是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来,更软;一连端到桌子上七八盘菜,还炒,三瓶酒打开了,还在柜子里往出取……三吨钢材,区区小事,挑担把一张亲笔写的纸条交给他,妻妹又给他的背兜里塞满了糕点,糖果,苹果和鸭梨,真是亲得不能再亲了。他把那张纸条递给厂长。吴玉山看见,这位腰里像固定着一根钢棍的厂长弯下腰来了,那双喜欢望着天空的眼睛对着他嘻嘻地笑,而且轻声细语地开了口,肯定地说:“老叔哎!你要是再能搞到三、四吨平价货,我给你白送两层楼房的楼板。”吴玉山摇摇头,弄两层?经济力量不行哟!“两层楼板省多少?二千多!你只需买砖和窗门,就行了。”厂长给他谋划,很诚恳:“一层平房,夏天热得撑不住哇!而今都时兴盖两层,够气派!”到挑担家走了一趟,拿了一张纸条,就换下三间平房的楼板,一分不花。他无论如何弄不清这里头究竟使着什么神窍,而突然得到的好处却使他高兴,也使他有点不安。他的心里确实有点不踏实,因为这价值一千三百多块钱的楼板得来太容易了,太轻松了,这使一生习惯于以沉重的劳作和廉价的汗水换取极小报酬的老庄稼汉心里失去踏实感了。想想吧!他正月里逮两头猪崽,整整侍喂一年,长得好长到二百五六十斤,卖下二百元,已经高兴得什么似的,村人邻居都说他是“猪命”哩!现在,他乘公共车只花得一块多钱车费,就赚下三间平房的楼板的价值,这样赚阶发财,自然快得叫人不敢再往下想了!拾钱也得弯弯腰哩!儿子似乎没有这种多余的复杂的负担,一听完父亲的叙说,毫不迟疑,提出要盖两层阁楼,和水泥预制品厂厂长不谋而合。儿子在外面做合同工,经见比父亲要多要广,他说外头的人现在都是想着方儿挣钱,抓钱,说挣大钱的人其实并不出大力,而出大力的人其实只能挣小钱,言语之间,连父亲那种笨拙的挣钱办法——譬如养猪——也不无嘲笑的意味了。吴玉山又进了一次城,找了一回建国,讨回一张纸条……三间两层楼房的九十块楼板全有了。隔了几天,天擦黑时,一辆半新的吉普车开到吴村来,停在吴玉山家门口,走下水泥预制品厂厂长,硬把吴玉山拉上车,一直开到城里去,一定要吴玉山给他引见郑局长。其时,夜已黑定,家属住宅楼上一片灯火,放出电视机和录音机杂混的音乐。厂长和另一位青年,把一台大彩电抬进建国的住房了,吴玉山引着路。此后,水泥预制品厂厂长就直接和郑建国来往了,再没拉扯吴玉山去当媒介。他的儿子也辞了合同工,给水泥预制品厂当采购员了,和那个厂长十分亲密……老汉似乎预感到,事情要坏,就坏在那里头?吴玉山默默地淌了半天眼泪,心里松泛了,头却有点隐隐作疼,四肢软倦,心力和体力都十分疲惫,打不起精神。往昔里,薄雾迷蒙的早春清晨,他背一只破旧的竹条笼,走出村子,走过木板小桥,走进熙熙攘攘的桑树镇的猪羊市场的时候,心劲多高涨啊!为了逮到一头称心的仔猪而又能少出一块价钱,他耐心十足地和卖主磨牙。当他背着小猪崽又精神抖擞地走回自己门楼,把捆禁得麻木的小猪放进土圈的时候,一个伟大而鲜活的希望就在心里跃动了!艰难的生活反倒使他顽强地去争取,而过分轻易的摘取反倒使他失掉了那种生活的信心。他想过,如果凭他喂猪挣钱,到死也甭想撑起这样体面的楼房。现在,自家的两层楼房竖立在小院里,十分显眼,异常醒目,唯其因为它来得太容易,太轻易,使他没有经受这个果实奋斗过程中的艰苦,现在也就失掉了得到这个果实时的快乐,使人心里缺那么一点什么说不清的东西。现在,当他意识到这种果实是以“挑担”郑建国手腕上那个冷冰冰的钢铁手铐换来的时候,吴玉山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了,无脸扬头欣赏那楼房漂亮的外观了,甚至失去对猪的热情了。掩闭着的街门嘎吱一响,老伴走进来了。吴玉山蹭地站起,观察老伴的脸色,灰塌塌的,准没好结果。她昨日就去城里妹妹家了,给那个被逮走了男人的妹妹劝慰和宽解,帮助料理家务,一个富裕安乐的家庭,完全乱套了。“建国而今咋样?”他迫不及待追进屋里。“还坐闷庭子哩!还没……定下啥……”老伴说,“可怜死了!全是给旁人帮忙,卖给了钢材木材,这下倒把自己的手压死了!”吴玉山闷住头。不问了,他担心,挑担的事不会轻松卸掉。虽说有些人是翻脸不认人的角色,可水泥预制品厂厂长给他家抬的那台大彩电,却是他亲眼经见。傻子也能估摸,凡是晚上悄悄摸到妹夫家里去的那些人,谁会空手去呢?空手能弄来钢材吗?旁人不说,自己的儿子一下子被水泥预制品厂厂长拉去,尝以重薪,当采购员,凭什么呢?“他……唉……”过了半天他才吭声,他想问,他姨怎样?怕是该哭成泪人了?临了却说不出口,他觉得自己对不住建国,也对不住娃他姨,弄得人家家里七零八散,自己却住洋楼……唉!“他姨倒是脏腑硬!”老伴说。“噢?”吴玉山猛乍一下抬起头。“人家他姨到底是城里人,经得多了,见得广了,遇事不乱套套儿,心里难受当然也难受,全不像咱乡下人,遇见这号事,只是没头没脑地哭!人家他姨心数不乱——”老伴颇带着敬佩的口气说,“该寻谁就寻谁,叫他们现时站出来说话。我去了两天,只见了她一面,整日整夜在外头跑着,半夜回来了,天明又走了。我听她说了一句半句,找‘打劲人’哩……”“噢噢噢!”吴玉山点点头,心里也佩服起娃他姨来了,这号事要是搁在自个身上,老伴早都吓得成了没头的苍蝇——乱扑乱飞了。娃他姨有心计,撑得住,“对对对!哭顶啥哩?哭死又能顶啥哩?倒是娃他姨有主意。”“那女子自小就有心数……”老伴以姐姐的身份说。“怕是这多年经见得广……”吴玉山补充说,“在人家家里出出进进的人,哪个是笨佬儿?除非我!”院里一阵脚步声,他听出来,是儿子友年。友年走进门,身后跟着水泥预制品厂厂长。吴玉山急忙立起,简直有点不堪等待之苦,急于要问儿子和厂长,那场官司打得怎么样?结局如何?“案子还没结。现时,全看那些作证人的态度。”儿子说。“作证人要是一口咬定说没那回事,俺姨父就没有啥事了,作证人要是不……”他不说那种可以预料的糟糕结局了。“法庭怎样问你俩?你俩怎样应答的?”吴玉山忙问。“他法庭甭想从俺俩嘴里掏走一个有用的字!”厂长瞪起眼,轻轻地拍一巴掌桌子,“在郑局长没出事之前,公安局来人寻我,我一口就回绝了,没有!咱没给郑局长一分钱的东西!而今还是这话,没有!挑断牙筋还是没有!”人怎样说假话?怎样把假话当真话说?就像水泥预制品厂厂长这样说。吴玉山瞧着厂长嘴硬牙硬的神气,虽然他替自己的亲戚包揽祸端,而心里却有点害怕,自己的儿子和这样的人共事,似乎潜伏着某种危险,然而他此刻还顾及不到这些。“老叔哇!我跟你见头一面,就看出你是个实在人,讲信用。”厂长说,“我在俺村活了三十多岁,俺爸只教给我俩字的活人原则‘义气’。不讲义气的人,那就算不得人!郑局长给咱支援了钢材,咱的厂子才发展了,这是实情,我不昧良心的。咱的厂子办起来,买不下钢材,生产停顿了,工人工资开不出去,我急得想跳井!亏得你给我介绍认识了郑局长,才起死回生了!咱而今挣了钱,不瞒你说,今年真的挣下钱了,咱心里过意不去,给郑局长送一点东西,全是报恩哩!全是心甘情愿喀!现时,郑局长受难,咱挣下那些钱,也觉得寡味哩!要是放在那些小人身上,他才不管哩!只要自个日子过得舒坦!唉……谁要俺爸自小就教我讲义气哩……”吴玉山老汉连连点头,这些话正投他的脾性。他一生老好,从不和人胡说八道,讲道理,重义气,最瞧不起那些红口白牙耍赖的小人。他在认识厂长至今的一二年时间里,对这个人印象说不上坏,总觉得和自己是两路人,说好听些,他是老式庄稼人,厂长是新式庄稼人,距离甚远。现在,他发现了这个厂长和自己相通的一点:“义气”,觉得一下子可以通话了,接近了。“厂长真是一条好汉!”儿子附和说,“人家法院人单独跟俺俩谈话,说厂长的贿赂行为,腐蚀了公家干部,把一些老干部都拉下水了。他不怕,比法院的人还口气硬,谁腐蚀谁来?公家允许农民办工厂,咱农民感激不尽政府的好政策!可只号召办厂,不给材料,咋能办好?郑局长响应党的号召,扶持农民致富,分给咱一点钢材,咱的厂子才活了!咱心里过不去,给郑局长送点点心,烧酒,这是真的!再说啥‘彩电’啦,票子啦我敢拿头打赌!一下子把法院的人堵住了!”厂长听着,很神气地吐着烟圈。“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郑局长的案子,关键有两宗事,一宗是南郊大塔区建筑公司的事,一宗是城里一家街道工厂的事。厂长说,“俺俩跟姨姨商量好了,城里街道工厂的事,由她去找人解决。大塔建筑公司的事,我去通融。这两个疙瘩,只要能私下‘消化’掉了,郑局长就没一点事了,日后出来还是局长!万一不行,‘消化’掉一个,问题就缩小到一万以内了,也就没太大的事咧!”吴玉山此刻才醒悟了,自己完全是个废物,大笨蛋一个。大家都在积极地替挑担“消积化食”,拯救受难的人,自己却只会蹲在猪圈边上流眼泪,真是透顶的没出息!他现在明白了大体局势:公家要把建国打入牢狱,而许多人正在想法把他救出来,都在紧张地秘密地斗着心眼。想到要把建国打入大牢的人,他感到害怕,他自小就对法院有一种畏惧心理;想到厂长和娃他姨这一帮要拯救建国的人,他觉得他们厉害;而想到自己,不仅觉得自己无能无用,实实在在也是摸不着头绪,寻不见眼隙。他一时难得判断出来,究竟谁能斗过谁?“法院还要找你哩!”儿子说,“这是让我捎回来的传票。”吴玉山心一抖,瞅着儿子手里那张印着几行字的纸页,竟不敢伸出去接。年近六十,他一生没动过诉讼之事,而今要接受法院的传禀了!“你啥也甭说。”儿子说,“只说不知道。”“装糊涂。”厂长说,“你说你是个笨庄稼人,啥也不晓,任他问啥,都说不知道,叫他们来问我!”天色微明中,吴玉山老汉背着一只破烂不堪的布兜,兜里装着两块锅盔,上路了。他接受法院的传禀,要去城里一家法院了。浓霜蒙地,一片冬天的萧刹景象,干冷干冷,不见鸟雀。往昔里,这个时光该是他扛上家伙去田地上工干活,今天却去打官司。“啥也甭说,只说不知道。”“装糊涂。任他问啥,只装糊涂!”儿子和厂长的话在心里回旋,在耳畔轰响。昨日黑夜,辗转反侧,简直要把火炕踢腾塌了,还是难得入眠,不管怎样痛苦,他最终还是作出了抉择:装糊涂,这是唯一的办法。吴玉山没旁的本事,装起糊涂来,真像个粘粘糊糊啥也不懂的糊涂佬儿。他走着,脚下的土石公路蒙着霜花,虽然主意已定,料也万无一失,而脚步仍然感到沉重,提不起抖擞的精神来……1986.1.于白鹿园

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老汉今天成了全村起得顶迟的一个人。在屋脊上空追逐嬉戏的知更鸟儿的叫声,没有惊动沉沉鼾睡的老汉,村巷里两声响亮的汽车喇叭的鸣叫,却终于把老支书惊醒了。老汉睁开眼,透过后墙上的木格窗户,看见后院里那株缀满红色花蕾的石榴树上,已经洒满初夏清晨明丽的阳光了;麻雀在残挂着枯黄榆钱的树枝间跳跃,吱吱喳喳吵闹不休。怎么睡到这个时候了呢!他急忙翻身坐起,穿上夹袄,突然觉得头晕,眼涩,四肢酸软,心里烦乱。这才想到,昨天晚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几乎整整一宿没有合眼,直到知更鸟儿在屋脊上空叫起来的时候——那是勤劳的庄稼人起床的时间,他才迷迷糊糊睡着了……昨日后晌,冯家滩大队三个生产队的六槽牲畜中的最后两槽牛马,分给社员拉回自个家里饲养去了。塬坡和河川的全部旱地和水地,在此之前,也已按照人口和劳力分配给一家一户经营耕种了。土地和耕畜,作为冯家滩大队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现在分配完毕了。而当这一复杂、琐碎、麻缠的分配工作完毕以后,主持整个大队进行这项工作的党支书本人,反而有一种无法排解的失落感……景藩老汉不紧不慢地结着夹袄上的布纽扣,顺势靠在身后的墙上,不急于下炕了。现在,忙着起来做啥,一家一户种庄稼了,还要党支书操什么心呢?昨日午饭后,第二生产队的男女社员,老人娃娃,媳妇姑娘,不用打铃集合,也不要干部吼喊催促,一溜一串拥到二队饲养场上来了。队长简单宣布了牛马分配办法,就拿出早已制做停当的纸团,放在一只瓷碗里,让各家各户的男主人或女当家抓阄。一只只粗壮的庄稼汉的黑手,迫不及待地又是抖抖索索地伸到瓷碗里去了,随之就是一声愉悦的欢叫或是一声难受的吁叹。抓到“实阄”的人笑嘻嘻地按着号码到槽头牵出牲畜来;抓到“空阄”的人有的一拍大腿懊丧地走掉了,有的眼馋地去品评人家拉到手里的牛马。整个饲养场的小院和拴牲畜的场地上,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围着一头牛或一匹马,议论着价值的合理性儿,把主持这场分配的大队领导冷落到一边了。景藩老汉甘愿领受这种冷落。他在队长宣布了抓阄分配的办法之后,干巴巴地讲了几句注意事项,就远远地走到堆放青草的平场一边,蹲在铡草的铡墩上,咂着短管旱烟袋吸烟,没有一丝兴致参与对任何一头牲畜的品评和议论。老汉心里难受啊!二十六年前,年轻的庄稼汉子冯景藩,不分白天和黑夜,出东家小院,进西家门楼,熬红了眼睛,嘴唇上暴起一层焦死的干皮,终于说服了一家一户的庄稼人,把自家宝贝似的黄牛或青骡,拉到刚刚盘起的大槽上来了,在小河川道里集合起来第一个大槽的牲畜……二十六年后,仍然由当年的农业社主任冯景藩亲自主持,再把三个生产队的六个大槽的百十头牛马,一头一匹折了价,分给一家一户庄稼人,由他们重新牵回自家的小院里去独槽喂养……哦哦!老汉蹲在铡墩上,咂得旱烟锅里吱吱响,心里说不清是一股什么味道。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在笑,听着那些熟悉的声音在喊,哪头牛价钱高了,哪匹马的价钱合茬了。老汉鄙夷地瞅着这些人:分给你们的时候,总是嫌标价太高;当初入社合槽折价时,总是嫌价钱合得低……他转身走掉了。老汉从二队的饲养场转身下坡时,暗暗流出一股泪来,又悄悄用大拇指抹掉了。冯家滩三个生产队的饲养场,都是在他的领导下逐步由草房换成红瓦砖房的。为了施肥方便,三家饲养场按计划分别从村子里搬迁到向阳的塬坡上。每年冬季到来之前,他都要逐一检查饲养场里牲畜过冬的防寒设施:苫盖窗户的稻草帘子织好没有?烧水的地灶盘好了没有?干土准备得足不足?怀犊儿的母牛或母马,“小灶伙食”缺不缺饲料?他是个庄稼人,自小喜欢抚弄牲畜;他是中共冯家滩的党的领导,深知这些宝贝牛马在一个生产队里的份量。岂止是牲畜的安全越冬问题!冯家滩一百五十多户,七、八百口人,粮食和棉花生产,社员的生活和分配,再加上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这家那家的纠纷,足以使他从天不明起来,忙到天黑,甚至忙到夜深人静,才能落枕。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强壮的庄稼汉子冯景藩,已经变成一个两鬓霜白的老汉了。冯家滩耗尽了他庄稼人的黄金岁月,在几乎精疲力竭的时候,却猛然发现,他拽着的冯家滩这辆大车好象又回到二三十年前的起点上……他现在从村巷里走过去。夕阳映照着一座座庄稼院高高矮矮的房屋,狭窄的街巷里,这家那家门外的槐树或椿树的树干上,系拴着一头黄牛或者叫驴,悠闲地甩着尾巴,在夕阳余照里反嚼。这景象,使人一下子回忆起合作化前乡村里的景象。景藩老汉背着手,心里灰败而又空落,匆匆走进了自家的门楼,又一股酸渍渍的东西从鼻腔里泛起来。他揉一揉鼻子,使劲咳嗽两声,没有搭理老伴的询问,走进里屋去,也没有吃夜饭,就脱光衣服躺下了。春节过后,景藩老汉参加了中共河口县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三级干部会议。无论县委书记的长篇报告也好,农工部长的讲话也好,小组讨论也罢,参观试点也罢,都不能扭转景藩老汉心里那一层看法:单干。责任制这个绕口的新名词,老汉总是说不顺畅,他在小组会上仅有的一次简短的表态式的发言里,三次把责任制说成分田单干,惹得同一小组里的男女干部哈哈大笑。他自己则在心里说,其实就是单干嘛!地分了,牛分了,一家一户自己种庄稼,不是单干是什么!责任制——那是把猫叫成咪,名词不同罢了。然而,党的决议他总要执行的,会议结束的那天后晌,他把带领他们来开会的河西公社书记者王引到县委党校院子的一棵泡桐树下,真诚地说:“我保险赶搭镰割麦以前,把土地和牲畜分到社员户里……”“好嘛!社员正好赶上种秋。”工书记笑嘻嘻地说,同时提醒他,“甭说‘分’,是责任制,或者说承包,包干,不是分田单干。”老汉嘿嘿嘿笑着,点点头,随即说:“责任制落实了,我想……把支书的担子卸了……我老了,跑不动咧!”“唔……”王书记警觉地瞅了他一眼,表示理解地说,“那你得先给自己找个年轻人呀……你怎么办呢?”景藩老汉实心实意地说,“我想来起去,只觉得公社奶牛场合适。我去喂牛,倒是有经验……”“可以。”王书记干脆地答应了,“只是你得先找一个接班人……”景藩老汉早已给自己找好了退路。他睡在县党校印着红字的干净被窝里,想着分地分牛以后自己怎么办。社办砖场、化工厂、钢窗厂和农机修理厂,这些地方他当领导不行,当工人又不懂技术。他瞅中了奶牛场。他可以当一名完全合格的饲养员,挣一份工资,够他老年享用就行了。得到王书记的允诺,他回到冯家滩,坚决贯彻执行中共河口县委一九八一年“一号文件”。按照预先的计划,现在还不到夏收,土地和牲畜已经全部分配到户了。等到二队最后分掉这两槽牛马,老汉心里慨然系之:完了!他终于抑制不住心情的伤感,涌出眼泪了……景藩老汉结好纽扣,下了炕,他想立即到公社去,找王书记,到奶牛场去喂牛。土地和牲畜已经提前完成分配下户任务,责任制落实了,至于中共冯家滩党支部的接班人,让王书记派党委干部来选择安排吧!他等不及了。……“安国来过两回了,叫你哩。”老伴从伙房里端来一盆洗脸的温水,提醒他说,“我说你刚刚睡下……安国说叫你一起来就去。”“我到公社寻王书记去呀!”景藩对老伴吩咐说,“安国有啥事,等我回来再说。”“你忘了?”老伴仍然和颜悦色地提醒他,“人家给娃结婚哩!”“噢……”景藩洗着手脸,满是水珠的脸上,显出失误的神情,淡淡地说,“我从公社回来再去。”“明日到公社去吧。”老伴劝他,“甭叫人家说咱冷淡。”“冷淡就冷淡!”景藩没好气地说,“人家给娃娶媳妇,我跑那么欢做啥?”“甭忘了,咱还托人家给咱办事哩!”老伴悄声提醒他说,“你不去不好。”“不提这事我还不生气!”景藩老汉掼下毛巾,生气地说,“咱托他办的那事,他怕是早丢到耳朵后边去咧……”去年秋天,儿子马驹从部队复员回到冯家滩,原先订下的未婚媳妇——薛家寺村薛老八的二女子,提出了苛刻的结婚条件:只有马驹参加了工作才有资格和她去领结婚证。这不过是解除婚约的借口罢了。景藩老汉陷入了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里:出得自己家门,就是督促队长们抓紧分地分牲畜,在那些被自己亲自拔除了界石的大块田地里,重新栽下写着各家户主名字的木桩;回得自家屋里,就看见老伴因为失去未来的儿媳而一筹莫展的愁苦脸相。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对于冯家滩那些分到责任田和牲畜的庄稼人来说,是心劲空前高涨的一个难忘的春天;对于党支部书记冯景藩来说,却是太凄苦了!尽管如此,他不能眼盯着这门亲事告吹。老汉一方面让媒人刘红眼从中周旋,调解,希求打开薛家女子关死了的大门,另一方面,老汉加紧自己给儿子寻找工作的脚步。老汉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跑到县政府,找到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气喘吁吁地陈述一番,得到的却是严格的,政策性极强的回答: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他去找县委刘书记。这是河口县的一位老领导人,和景藩老汉相识已久,曾经很赏识很器重全县最早试办起农业社的冯家滩农业社主任冯景藩。刘书记听着他的话,不住地点头,不住地叹气,表示很能理解他的困难,却无法为他农村户口的儿子在城里安排工作。他仍然不甘心,找到县饮食公司请冯经理帮忙。乡党毕竟是乡党,冯安国满口应承,而且热情地招待他在县国营第一食堂吃了午饭。他曾经高兴过一阵子。可是时过半年,没见丝毫信息。他忽然想到,人说冯安国是个“大嘴”,“应得展,撂得远”,怕是早已扔到耳朵后头了。“马驹呢?”他记起儿子来。“到山里买牛去咧。”老伴说,“鸡啼时走的。”“尽是胡闹!胡整!”老汉气恼地说,“队里现有的牛都分咧,他还买!”老伴不再说话,她知道父子间在公事上不和,常常拌嘴。老汉当支书,儿子当三队队长。儿子在腊月里一上台就分地又分牛。老汉骂儿子是分田单干,是拆集体化的墙根,不管老汉怎么喊,儿子还是把一捆写着户主名字的木桩栽到三队的耕地上去了。谁料想,麦子刚刚锄罢,老汉自己也领着一队和二队的干部在大田里分地,在饲养场里分牛马。她弄不清公事里头父子间谁个理长理短,一如既往地保持中立,只管给老头和儿子缝衣做饭,给老汉捞一碗干面条,给儿子也捞上一碗干面条,笑盈盈地听那父子俩个在方桌对面一边吃饭一边争论。现在,她只是劝老汉:“快去,甭叫安国等急了……”景藩老汉点着烟锅,虽然神情上仍然表示出对冯安国家婚事的冷淡,还是听顺了老伴的劝告,转身走出门去。

不管夜里睡得多么迟,饲养员恒老八准定在五点钟醒来。醒来了,就拌草添料,赶天明喂完一天里的第一槽草料,好让牲畜去上套。他醒来了,屋子里很黑。往常,饲养室里的电灯是彻夜不熄的,半夜里停电了吗?屋里静极了,耳边没有了缰绳的铁链撞击水泥槽帮的声响,没有了骡马踢踏的骚动声音,也没有牛倒嚼时磨牙的声音。炕的那一头,喂牛的伙伴杨三打雷一样的鼾声也没有了,只有储藏麦草的木楼上,传来老鼠窸窸窣窣的响动。唔!恒老八坐起来的时候,猛乍想起,昨日后晌,队里已经把牲畜包养到户了。那两槽骡马牛驴,现在已经分散到社员家里去饲养了。噢噢噢!他昨晚睡在这里,是队长派他看守一时来不及挪走的农具,草料和杂物,怕被谁夜里偷了去。八老汉拉亮电灯,站在槽前。曾经是牛拥马挤的牲畜圈里,空荡荡的。被牛马的嘴头和舌头舔磨得溜光的水泥槽底,残留着牲畜啃剩的麦草和谷秆。圈里的粪便,冻得梆梆硬,水缸里结着一层麻麻花花的薄冰。忙着爬起来干什么呢?窗外很黑,隐隐传来一声鸡啼,还可以再睡一大觉呢。屋里没有再生火,很冷。他又钻进被窝,拉灭电灯,和衣躺着,合上眼睛,却怎么也不能再次入睡……编上了号码的纸块儿,盖着队长的私人印章,揉成一团,掺杂在许多空白纸块揉成的纸团当中,一同放到碗里,摇啊搅啊。队长端着碗,走到每一个农户的户主面前,由他们随意拣出一只来……抓到空白纸团的人,大声叹息,甚至咒骂自己运气不好,手太臭了!而抓到实心纸团的人,立即挤开众人,奔到槽头去对着号码拉牲畜。一头牛,一头骡,又一匹马,从门里牵出来了,从秋天堆放青草的场地上走过去,沿着下坡的小路,走进村子里去了。队里给牲畜核了价,价钱比牲畜交易市场的行情低得多了,而且是三年还清。这样的美事,谁不想抓到手一匹马,哪怕是一头牛哩!恒老八爱牛,要是能抓到一头母牛,明年生得一头牛犊,三年之后,白赚一头牛了!唉唉,可惜!可惜自己抓到手的,是一只既不见号码,也不见队长印章的空白纸团……不知从哪个朝代传留下来抓阄的妙法,一直是杨庄老队长处理短缺物资的唯一法宝。过去,队里母猪生了崽,抓阄。上级偶尔分配来自行车、缝纫机或者木材,抓阄。分自留地、责任田,抓阄。十年不遇的一个招工名额,仍然抓阄。公道不公道,只有阄知道。许多争执不下的纷扰,都可以得到权威的解决。老好人当队长,为了避免挨骂和受气,抓阄帮了忙。虽然没能得到一头牲畜,恒老八不怨队长。队长本人也没抓上嘛!“老人,你今晚……在饲养室再睡一夜。”分完牲畜,队长说。“还睡这儿做啥?”恒老人瞅着牛去棚空的饲养棚。“看守财产。”“你另派人吧!”老八忽然想到,在没有牲畜的饲养室里,夜间睡下会是怎样的滋味儿哩!“你的铺盖还在,省得旁人麻烦……”吃罢晚饭,老八像往常一样,在朦朦的星光下,顺着那条小路走到远离村庄的饲养场。他坐在炕头,一锅连一锅抽旱烟,希望有人来这儿说说闲话,直到他脱衣落枕,也没有一个人来叩门。往昔里,饲养室是村里的闲话站。只有伙伴杨三的儿子匆匆进来,取走了他老子的被卷,一步不停地转身走了。杨三抓到手一头好牛,此刻肯定在屋里忙着收拾棚圈和草料,经管他的宝贝牲畜哩!杨三抓到的那头牛,是本地母牛和纯种秦川公牛配育的,骨架大,粗腿短脖颈,独个拉一犋大犁……八老汉早在心里祈愿,要是能抓到这头母牛就好了,可惜……这牛到了杨三家里,准定上膘,明年准定生出一头小牛犊。人家的小院里,该是怎样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派……他嫉妒起杨三来了。满打满算,杨三不过只喂了两年牲畜,却抓了一头好牛。杨恒老汉整整喂了十九年牲畜了。“瓜菜代”那年,队里牲畜死过大半,为了保住剩下的那七八头,队长私自分到社员家保养。养是养好了,上级来人却不准分,立时叫合槽。大伙一致推选他当饲养员。经过干部社员的商议,为了给塬坡上的田地施肥方便,咬着牙把伺养场从村里搬迁到坡上来了。从新盖起的饲养场到小小的杨庄,有两华里坡路。青草萋萋的地塄上,他踩踏出一条窄窄的小路。阴雨把小路泡软了,一脚一摊稀泥。风儿又把小路吹干了,变硬了,脚窝又被踩平了。日日夜夜,牛马嚼草的声音,像音乐一样和谐悦耳。牛马的粪便和草料混合的气味,灌进鼻孔,渗透进衣裤的布眼儿……这样的生活今天完结啰!从明天开始,他就要在自个的责任田里劳作了。晚上嘛,和贤明的老伴钻进一条被筒,脚打蹬睡觉呀!整整十九年来,他睡在塬坡上的这间饲养棚里,夏天就睡在门外的平场上,常常听见山坡沟壑里狼和狐狸的叫声。想起来,他自觉得尚无对不起众社员的地方。集合起来的那七八头牲畜,变成了现在的二十头,卖掉的骡驹和牛犊,已经记不清了。可惜!没有抓到一头……挂在木格窗户上的稻草帘子的缝隙里,透出一缕缕微微的亮光。山野里传来一声声沉重的吭哧声,伴和着车轮的吱吱响,响到屋后的小路上来了。谁这样早就起来干活呢?家伙!一听见别人干活,恒老八躺不住了。他拉亮电灯,溜下炕来,一边结着腰里的布带,一边走到门口。他拉开门栓,一股初冬的寒风迎面扑来,打个寒颤,走出门来。场地上摊开的草巴巴上结着一层霜。地塄上的榆树和椿树,落光了叶子的枝桠上,也结着一层厚厚的白霜。灰白的雾气,弥漫在坡坡沟沟上空,望不见村庄里高过屋脊的树梢,从村庄通到塬坡上来的小路上,有人躬着腰,推着独轮小车,前头有婆娘或女儿肩头挂着绳拽着。那是杨云山嘛!狗东西,杨庄第一号懒民,混工分专家,刚一包产到户,天不明就推粪上坡了。勤人倒不显眼,懒民比一般庄稼人还积极了。好!八老汉鄙夷地瞅着,直到懒民和他的婆娘拐进一台梯田里。他想笑骂那小子几句,想想又没有开口。懒民在任何人当队长的时候,都能挣得全队的头份工分,而出力是最少的。懒民最红火的年月,是乡村里兴起凭唱歌跳舞定工分那阵儿……好!一包产到户,懒民再也找不到混工分的空隙了!看吧,那小子真干起来,浑身都是劲哩!既然懒民都赶紧给责任田施冬肥,恒老八这样的正经庄稼人还停得住么?回,赶紧回去。“冬上金,腊上银,正月上粪是哄人”。要是再下一场雪来,粪上就不好进地了。恒老人返身走回屋里,把被子卷起,挟在腋下,走过火炕和槽帮之间狭窄的过道,在尽了最后一夜看守饲养室的义务之后,就要作永久性的告别了。回头一望,地上洒满草屑,以及昨日后晌抓阄分牲畜时众人脚下带来的泥土,扔掉的纸块,叫人感觉太不舒服了。老汉转过身,把被子扔到炕上,捞起墙角的竹条长柄扫帚,把牲畜槽里剩下的草巴巴扫刷干净,然后从西头扫起,一直扫到门口。他放下扫帚,又捞起铁锨,想把这一堆脏土铲出去。刚弯下腰,肩膀猛地受到重重地撞击,铁锨掉在地上了——一匹红马,扬着头,奔进门来,闯到圈里去了。恒老八呆呆地站在原地,盯着红马闯进圈里,端直跑到往常拴它的三号槽位,把头伸进槽道里,左右摇摆,寻找草料,打着响鼻,又猛地扬起头来,看着老八,大约是抱怨他为啥不给它添草拌料?老汉鼻腔里酸酸的,挪不开脚,呆呆地站着。红马失望地从圈里跑出来,蹄下拖着缰绳,站在老八跟前,用毛茸茸的头低他的肩膀,用温热的嘴头拱老八的手,四蹄在地上撒娇似地踢踏。八老汉瞧瞧红马宽阔的面颊,慢慢弯下腰,拾起拖在地上的缰绳,悄悄抹掉了已经涌出眼眶的泪水。这匹红马出生时,死了老马,是他用自家的山羊奶喂大的(队里决定每天给他五角钱羊奶的报酬)。这匹母马,已经给杨庄生产队生过三头骡驹了。“哈呀,我料定它在这儿!”八老汉一抬头,红马的主人杨大海正从门口走进来,笑着说:“整整踢腾了一夜。嘿呀呀!闹得我一夜不敢合眼。好八叔哩,你想嘛,八百块,我能睡得着吗?”杨大海咧着大嘴,感慨地叙说,“天明时,我给它喂过一瓢料,安定下来,我才躺下。娃娃上学一开街门,它一下挣断缰绳,端直往这儿跑!”“唔!”恒老八一听,心里又涌起一股酸酸的东西,支吾着。红马大约还不习惯在大海家窄小的住室里过日月吧,马是很重感情的哩!杨大海表示亲近地抚摸一下红马披在脖颈上的鬃毛。红马警惕地一摆头,拒绝大海动手动脚。大海哈哈一笑,说,“它亲你哩!八叔。”“给马喂好些,慢慢就习惯咧!”恒老八把缰绳交到大海手里说,“回吧!”“唉!要是我能抓到一头牛就好咧!”大海接住缰绳惋惜地说,“‘八百块’拴到圈里,出门一步都担心。人说务马如绣花。把我的手脚捆住了,出不了门咧!女人家喂牛还凑合,高脚货难服侍……”话是实话,八老汉信大海的话。大海是个木匠,常年在外村盖房做活,多不在家,屋里一个女人,要养一匹马,也是够呛的。万一照顾不周到,损失不是三块两块。“要是你能抓到这红马,那就好哩。你一年四季不出门,又是牲畜通。一年务得一匹小驹儿,啥收入?”大海说,“却偏偏又抓到我手里。”假话!八老汉在心里肯定。昨天大海一抓到红马,连停一步也不停,拉回屋去了。他即使真不想养,怕耽搁了他盖房挣钱的门路,也不会把马转让给别人的。敢说像红马这样的头等牲畜,一上市,准保卖过千二,净捞四百,大海是笨人吗?“那……你转让老叔养吧!”老八故意想试探一下精明的大海,“咋样?”“嘿嘿嘿嘿嘿!”大海笑起来,不说话了,半晌才支吾说,“暂时先凑合着。嘿嘿嘿嘿嘿……”“快走吧,咱俩都忙。”看着大海拉着红马,走出门,呵着趔趔蹶蹶的红马,下了坡,他返过身,咣一声锁上门,挟着被卷,走出饲养场的大院了。天明了,初冬清晨常有的灰雾似乎更浓了。从村庄通塬坡梯田的上路上,男男女女,已经穿梭般往来着推车挑担的社员。土地下户,闲了干部。不用打铃不用催,你看一个个男女腿脚上那一股疯劲儿!恒老八下了坡,刚到村口,老伴迎面走来:“你不看看,人家都给麦地上粪哩,你倒好,睡到这时光!”“咱也上嘛!”老八说,“回去就干。”老伴是贤明的,也不再多舌,转身就走。“八叔——”玉琴跑着喊着,挡在当面,“我那头黄牛,不吃草咧,你去给看看——”恒老八瞧着玉琴散乱的头发,惊慌的神色,心软了。男人在县供销社工作,她和婆婆拖着俩娃娃,还好强地要养牛。三十出头的中年媳妇,大约从来也没喂过牲口哩!现在却养牛。不等老八开口,八婶转过身来:“各家种各家的地,过各家的日月了。他给你家去看牛病,谁给他记工分?”“你这人——”老八瞪起眼,盯着老伴,这样薄情寡义的话,居然能说得出口来,还说她贤明哩!“好八婶哩!八叔给牛看病,耽搁下工夫,我——”玉琴难为他说,“我哪怕给你老纳鞋底儿——顶工哩!”“净胡说!”老人摇头摆手,“话说到哪里去了。”“嗨呀!我说笑话嘛!”八婶勉强笑笑,算是圆了场,转身走了。在一明两暗的三间大房中间的明间里,过去是招待来客的地方,现在挂着大黄牛,草料临时搅拌在淘洗粮食的木盆里,地上堆着黄牛的屎尿。玉琴的婆婆站在院里,慌慌乱乱地向老八抱怨儿媳妇:“我说咱家里没男劳力,养不成牛。铡草起圈,黑天半夜拌草,你一个屋里家,咋样顾揽得起!玉琴偏不听,非要抓阄不可。你看看,现时弄得牛……”“你先甭嘟囔我,让八叔给牛看看。”玉琴顶撞婆婆:“你儿子要是一月能挣回七十、八十,我才不爱受这麻烦哩!”老婆婆噘着嘴,站在一边不吭了。玉琴的男人在县供销社工作,挣得四五十块钱。屋里老的老,小的小,年年透支一百多,这个好强的媳妇,在家养猪养鸡,上工挣分,比个男人还吃得苦。看看别人都抢着抓阄,她知道牛马价钱比市场上便宜,也抓,一抓就抓了一头黄牛。八叔很赞成这个泼辣勤苦的年青媳妇。他不好参与婆媳俩的争执,径自走到黄牛跟前去了。老八一把抓住牛鼻栓,一手拉出牛舌头来,看看颜色,放开了,又捏一捏牛肚子,摸摸耳朵,转过身来,那婆媳二人愣愣地站在那里,大气不出。他从腰里摸出一只布夹,抽下一支三棱针,抓住牛耳朵,放了血,命令道:“取两只烂鞋底,点一堆火。”老人接过玉琴递来的鞋底儿,在老婆点燃的麦秸火上烤着,直到烤得鞋底热烫,再按到黄牛肚皮上,来回搓揉。“你照我的办法,就这样熨搓。”老八叮嘱玉琴说,“到吃早饭时,我再过来看看,好了就好了。不行的话,再拉到兽医站去。”“你甭走,八叔——”玉琴担心地说,“我怕——”“甭怕。没事。”老八笑笑,宽解地说,“牛夜里受了点凉气,没大病。往后把屋子收拾严点。”“没事就好。老八,甭走!”老婆婆已经端着一只碗从灶房走来了,“你吃点。”“啥话嘛!”老八一瞅递到胸前来的碗里,沉着三个荷包蛋,大声谢绝。他在饲养室里多少次治好牛马的小伤小病,也就是那么回事了。给社员的牲畜小施手术,就受到这样的款待,真是叫八老汉感慨系之。他大声说,“给娃娃吃!我一个老汉,吃鸡蛋做啥?”婆媳二人,挽留不住,左右两边厮跟着,说着感恩戴德的话,送到门口。八老汉受到这样诚心实意的送行,反倒觉得别别扭扭,刚一出街门,头也不回,只摆摆手,大步走了。恒老八倒背双手,在杨庄街道里走着。走到杨社娃庄院门口,他看见社娃年近七十的老子杨大老汉,正挑着一副担笼从门里出来。没良心的杨社娃把孤独一人的老子扔在老屋里,领着婆娘和儿子住到新盖的三间新房里来,两年多了,不给老汉一分零用钱,气得老汉到公社去告状。杨大老汉怎么在儿子的新房里出出进进呢?他不是在杨庄街道里大声嘲骂过儿子是“杂种货”吗?杨大扔下担笼,向老八招手。“你看狗日鬼不鬼!”杨大说,“昨日后晌抓到一头牛,不等天黑就跑过去,把我拉过来,要我跟他一起过活!”“唔呀!”老八真是意料不到。“想叫咱给他当马夫!”老大一针见血指出,“你当那小子良心发现咧?鬼!”“那你为啥要过来呢?”老八笑问。“唉!总是咱的种嘛!”老大粗鲁地说,“看着他不会侍服牲畜,咱心里也过不去。再说,娃低头认错了,那婆娘也……唉!和儿女执得啥气嘛!”“对对对!”老八附和说,“总是亲生骨肉哩!”“他图得有人管牲畜,我图得能吃一口热饭。”老大说,“混到死算咧!”老大的口气是舒悦的,老八听得出,看得到,这可真是杨庄的一桩新闻哩!人都争着干哩,老八感到一种不寻常的气氛在杨庄村巷里浮动。“刚才,公社郑书记在门口碰见我,问你哩!”老大说,“说不定现时正在你屋等你。”“郑书记?找我做啥?”老八说,“现在还有啥公事哩?”老八嗑了烟灰,朝村子西头走,老远就看见郑书记站在自家门口的粪堆前,帮老伴敲碎冻结的粪疙瘩,还笑着说着什么。作为模范饲养员,郑书记给他戴过花,发过奖状,现在还贴在屋里正面墙上。现在,土地分户种了,牲畜分户养了,郑书记到村里来,还有啥事可干呢?“老杨,听大海说,你见了红马,还落了泪?”郑书记哈哈笑着,“是吗?”老八咧着嘴,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信哩!你为那些四条腿熬费过心血,有感情哩!”郑书记蹲下来,掏出烟袋,“我倒是想,你们杨庄不分牲畜行不行?已经分槽的那些队,有利也有弊。好处是人人都经管得用心了,牲畜肯定能养好。不利的是,家家都添了许多麻烦,特别是没男劳力的家庭,不养牲畜,地不好种;养吧,很费事劳神哩!我倒是想在杨庄试一试,牲畜集体养,是否更好些?这儿,有你这个老模范,其它队比不得。”“已经分了。”老八说,“分了好。”“我来迟了一步。”郑书记说,“算了。”“土地下了户,牲畜不分不行咧!”老八说,“用起来不好分配。”他给郑书记举出一桩事例来——去年,队里抽出两犋牲畜给社员种自留地。轮到杨串串的时候,那家伙天不明拉走牲畜,直到半晌午还不见送回来,急得八老汉赶到地里,天爷呀,老黄牛累得躺在犁沟里爬不起来,杨串串手里抡着鞭子,牛身上暴起一道道鞭子抽击后的肉梁,嘴里吊着一尺长的涎沫,浑身湿透。“你想想,现在土地下了户,家家户户地更多了。不分行不行?”老八叙说了这件使他伤心的事,慨然告诉郑书记,“前日,队长征求我的意见,问牲畜分不分?我说分,坚决分。分了自家都知道爱惜牲畜。要不,扯皮闹仗的事才多哩!”郑书记点点头,表示同意老八的意见:“这是各队分牲畜的主要原因。”“问题是,现在好多三十来岁的年轻社员不会喂牲畜,特别是高脚货。”郑书记又说,“问题很普遍。我今日来,想请你到咱公社广播站,讲讲牛马经。”“我说不了话……”老八着实慌了。“好多人要求请你讲哩!”郑书记说,“我还想办业余农校哩!土地包产到户,社员要求科学种田心切!往常,挣不操心的工分,糊里糊涂种庄稼,土地一分到户,好多年轻人连苗子的稀稠都搞不准,甭说高产了。”“倒是实话!”老八说。“我还得找队长,要帮社员安排好牲畜棚圈,不能一分就不管了。”郑书记说,“一言为定,明天晚上到公社来,我在广播站等你。讲一小时两块,按教授级付款!”太阳已经升到碧蓝的天际,雾气已经散尽,冬日的阳光,温暖灿烂,街道里的柴禾堆,一家一户的土打围墙,红的或蓝的房瓦,光秃秃的树枝,都沐浴在一片灿烂的晨光里。“跟你商量一件事。”走进房,恒老八蹲在灶锅跟前,对着扑出灶堂的火焰点着旱烟,给老伴说,“咱得买牛。”“钱呢?”老伴停住了拉风箱的手。“不是有嘛!”“那是给娃结婚用的。”“缓半年。”老八说,“先买牛。庄稼人不养牛,抓摸啥呢?”“那得一疙瘩钱哩!”“暂时紧一紧。一年务育一头牛犊,两年就翻身了。现时处处包产到户,牛价月月涨。”老八说,“放心,我没旁的本事,喂牛嘛,嗨嗨……”老伴从灶下站起,揭开锅盖,端出一碗荷包蛋,放到老八面前,五十多岁的老妇人,居然嗔声媚气地说:“吃吧!吃得精神大了,再满村跑着去给人家看牛看马……”老八却像小孩一样笑眯了眼睛。1982.5.15改定于延安

在正街背后,一家县办工厂的土围墙的墙根下,是猪羊市场。泡桐树浓密的枝叶搭成的荫凉下,摆着一摊一摊被缚着前腿还在活蹦乱跳的猪娃,吱吱乱叫。水渠边的白杨树上,拴着一头一头克朗猪,在水里躺,在地上拱。戴草帽背竹笼的岭上庄稼人和推着自行车的川道里的庄稼人,同时从狭窄的巷道涌进猪市来……田坊三队的来福老汉,腰里缠着一条麻绳,背着手,把矮墩墩的身材也挤进猪市来了。他戴着一顶发黄的蘑菇帽儿,脸上,有一双耷拉着眼皮的毫无光彩的眼睛,细小的鼻梁下,长着个瓢儿嘴,嘴角贴着两撮淡淡的胡须,长相实在是平凡到有点丑陋的程度。可并无狡诡的气味,给于任何人的印象,都是老实巴交的。他从猪市这头挤到那头,间或在吵吵闹闹的人堆前站一站,瞧一瞧正在争议着价钱的猪娃,听一听成交的行情,就毫不留恋地走开了。啊呀!猪娃好价钱!最好的仔猪娃卖到十八块,最次的比老鼠大不了多少的毛疙瘩货,出口也要十二块,这是今年最好的价钱了!灵啊!今年麦子稍微比去年收成好些,忙后猪就涨价!口粮稍稍宽敞点,庄稼人就想给圈里添一头猪娃!了解了猪娃的行情,那些挂在树上的克朗猪,架络好的,毛色润的,来福老汉不用打问,也能估摸出价钱来。来福转到最西头,在一棵白杨树下,瞧见了一个令他动心的对象——这是一头母猪,肚皮紧紧夹在一起,经过几代仔猪咀嚼的xx头滴溜得老长,嘴巴又长又弯,拱起的脊梁,骨头棱蹭,背部和臀部,毛已磨脱净光,而脖下长的毛倒有一尺多长。拴在那里,无人问津。主人蹲在一边,无聊地抽烟,真是张飞卖柿子——人硬货软!来福老汉走上前,主人苦情地解释说,他们口粮短,人凭买高价粮过活,猪是更受罪了!他长的身高气壮,满口热诚地保证说:“你尽量看!保没麻达!货卖识家!只要搭一把粮食,还是一头好母猪,保生哩!”来福把猪摸了一周,信了主人的话。病是没病,就是一身癞癣,这好治!“价咋说哩?”来福仰起倭瓜脸。“我看你老哥也是实在人,咱不说诓,按这——”卖主伸出两个粗硬的指头。“不值!”来福笑着摇摇头,“不值!”其实,他心里踏实了,这个价是要得不扩外的。“值多少?你说!”卖主说,“漫天要,就地还!”“这——”来福先伸一个食指,又伸出五个指头。“啊呀!十五块能不能卖个猪娃?”卖主说。“金猪娃,银克朗,仨钱一木锨的老母猪。你这还是个病货!”来福说,“好咧,添一块,十六!”“我降一块,十九!”卖主叹一口气。“我再添五毛——足顶喽!”来福也叹一口气。“我再少赚五毛——到底喽”来福停住口,接近成交了,又在猪身上察看起来。他发觉,急于腾手的卖主肯定要着急。果然,那个急性的人喊说:“算咧!算咧!你甭看咧!咱当腰一斧两头齐——十七块!算你的猪!让猪跟你享福去!”把十七块钱交给卖主,来福从腰里解下麻绳,拴在猪的后腿上,瓢儿嘴咧一咧,向卖主笑一笑,算是礼节性的告别。他顺手从树上折下一股杨树枝儿,轻轻拍着母猪的耳朵,指挥它按自己选择的路径,避开正街拥挤的人窝儿,绕到后街,上了宽敞的公路。来福赶着猪,任那可怜的畜牲一摇三晃往前走。猪走得快了,他也快了;猪走得慢了,他也慢了;遇见一坑洼水,猪滚进去了,他就蹲下抽烟等待……回到田坊村的时候,日头已经压着西塬的平顶了……听到来福在街上拾合茬买回母猪的事,临近的社员纷纷前来,挤在猪圈旁边看稀罕。庄稼人对广播上从早到晚吵吵的事情冷漠得很,对猪呀羊呀兴致满高。好多人跨着急步而来,探身朝圈里盯,脸上马上失望了。“骨架美着哩!”这是极勉强的赞扬。“吃食也美!”这是很现实的评价。“要填起这空架子,怕得二百包谷!”有人说起鼓励话。来福蹲在碌碡上,绷着倭瓜脸,装着旱烟,不表示得意或后悔,他心里有数:等着瞧吧!等我喂出一头引着十来个小猪娃的大母猪的时光,看你们说啥吧!女人家心里没底!来福对经不住众人的议论而埋怨他的老伴算起细帐来:“十五块钱买个猪娃,一年长到百五,卖七八十块钱,得喂二百包谷,而这么多粮食家里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的。这头母猪,换过那身瘦皮,末伏配上种,正好在秋后出一槽猪娃。春秋两季,是社员养猪娃的两大季节。按十个算吧,少说一个卖十三四块,会有多少收入?”他乐观地说:“你放心,我喂了一辈子猪,看不来货色吗?”看着老伴噘得高高的嘴轻轻地舒出一口气,他知道老伴的担心解除了,喝了老伴端来的凉面汤,背上草笼,提着草镰,前脚就跨出了门坎。背后传来老伴的声音;“你做啥去?”来福回转身;“给猪挖一笼草去!天还没黑哩!又没事喀!”“你跑了一天,也不歇歇腿……”老伴说。“嘿!咱庄稼汉,那么值钱!”钻进村子背后的坡沟,从沟下挖到半坡,肥嫩的青草就把竹条笼塞得满满的了。天色暗下来。来福老汉把草镰往地上一丢,长长吁出一口气,两腿酸困得在草坡上一蹲,习惯地摸出旱烟袋。来福老汉是田坊村最老好不过的老好人。生活只教给他一种本领:靠双手出笨力吃饭。他只能从颜色的差别上辨认人民币,解放初在冬学夜校识得几个字,长年不见面,早已谁也认不得谁了。农业社好!灵人一个劳动日分八毛,咱笨来福也分俩四毛!想想农业社初建立那几年的红火光景,看看这几年乱混混的景象,他庆幸:紧亏那年盖了三间厦房,要是这几年,年年二三毛钱的工分价值,他还得钻在那个祖先传下来的土窑洞里。来福老汉想不来,那年为啥要吃大锅饭!大锅里吃光了,关了门,叫社员受了三年罪!刚刚还过阳来,又搞社教,一棍子齐刷刷把书记、队长打下去(尽是从合作化闯出来的好人)换上来一班新人。没干下一年,文化革命开火喽,这些人又被另一帮人撵下台!田坊村人事关系复杂得谁也理不清了!更值得庆幸的是,咱来福老汉社教从没给人提过啥意见,文化革命胳膊上也没套过红套套儿!他不会说话,更不会咬人,谁也不需要他这样的笨佬儿作累赘!这倒好!“咱没朋友,也没敌人!嘹!咱过咱的穷光景。”穷光景也实在难过。三队今年上来的队长,是众人硬说得拧不过脖子才应承下来的。他只保证自个按时出工,按时下工,至于社员干多干少,迟来早走,他是连看一眼也不看!他在“社教”运动中挨整挨得怯咧!决心再不得罪一个乡党!笨人来福看得出来,队里乱得一窝麻,年底能盼来什么好分配吗?既然队里靠不住,老汉就得想办法,总得要吃要穿喀!这头母猪啊!盐要从你身上出来,醋要从你身上出来,炭也要从你身上出来呀!……这一切都能出来!来福满怀信心:凭他养猪的经验,凭他的勤苦经营照料,能成!拾起草镰,背上草笼,跨开有点僵硬的腿脚,来福老汉从坡上走下来,暮色苍茫了。一月以后,来福老汉猪圈的栅栏门口,又围着一堆人,一个个把头从矮墙上探出去,就惊奇地叫起来了。这母猪变得叫人难以置信:老毛老皮蜕掉了,长出一身黑油油的新毛,平直的脊梁下,吊着刚吃饱食而鼓起的肚子,四蹄粗壮有力,在圈里悠闲地散步,让众人欣赏它已经恢复起来的姿容。来福被挤在旁侧,听着众人的议论,心里是一种胜利者的骄傲吧?没有。想想吧,老汉一天三晌,在别人工间休息抽烟聊天的时光,他爬到沟坎里挖一抱草。要是在河川,他就钻到玉米地里拔草,玉米叶子把老汉的脸皮划得一道道印儿,汗水浸渍得烧疼烧疼。天天有嫩草,母猪能不长吗?他拔来了几样草药,熬成汤水,连着给猪洗刷了七八天,癞癣除治了,老汉自己却累瘦了。一天三顿饭,来福都是蹲在圈口的半截碌碡上吃的。猪在圈里吃食,他在圈口装着吃饭。当饭碗里的玉米糁的温度凉得可以伸进手指的时候,他就一揭碗底倒给心爱的畜牲了。然后,再去舀第二碗,那才是他真正下肚的食物。有一天,老汉刚把饭倒进猪盆,转过身,呆住了,呀!老伴正站在身后。这样浪费粮食,对于他们这个买着高价粮的家庭,意味着什么?老汉惊恐地瞧着老伴,准备承受勤俭的女人理所当然的数落。他看见的是一双贤明而又严峻的眼睛。“你为啥要瞒着我?”那音调是痛苦的,来福答不上话来。“你不能一顿吃一碗饭!”象一条热呼呼的东西贴在心口,来福老汉感动了,给老伴诚诚恳恳赔笑说:“我只说,从我碗里省出点……一点……”“要省,从咱锅里省!怎能从你碗里……”她的声音颤抖了,没有说出那个“省”字。来福老汉闪一下眼,顺着围墙就势蹲下去,抬不起头来了。于是,他的老伴每一顿给锅里多添两瓢水。饭稀固然是都稀了点,给猪从锅里省出细料来……来福的母猪能不改换容颜吗?这一天,早饭后,来福喂完猪,走进门,高兴地给老伴下命令:“给我装俩馍!”“做啥?”老伴正在洗碗,头不抬,问。“到县里去!”来福动手取布兜儿。“上县做啥?”老伴抬起头。“好事!”来福笨虽笨,高兴时也会卖关子。老伴低下头,又叮叮咣咣洗刷着碗筷,一副并不会意的老成持重的神气。来福弯下腰,压低声儿,对着老伴耳朵说:“引咱那宝贝寻男人去……”老伴听了,几十岁的乡村老婆的脸红了,说:“老不死的!”眼看着母猪的肚皮一天比一天鼓胀,xx头擦着地面,肚子表皮明显能看出新的生命在跳动,来福老汉心里又喜又怕,只怕出什么意外。这天后响,看见母猪在圈里不停地拨拉柴草,他知道,这是临产的征兆。为了防止母猪压死刚生下的猪娃,来福把架子车拉到圈边,铺上被子,守睡了一夜,夜里的露水把被子打湿了,母猪却没分娩。连着三夜,来福毫不气馁,反倒更小心了。第四天半夜里,一声又尖又脆的猪娃啼叫,带着欢乐,带着希望,也带着对于勤俭劳苦的主人的安慰,扑到来福的心怀里来了……“啊呀!到底能生!”来福老汉心里最后一层担心的迷雾清除了。从此,圈里有了十条新的生命在欢蹦乱跳。来福老汉上工一回来,就在圈里清除粪便,垫上干黄土,喂食喂水。他做完这一切,就蹲在一旁,看那些小家伙在母亲的xx头下乱拱,在铺着干土的圈里撒欢,那叫声比音乐更动听,欢蹦的姿式是最优美的舞蹈,越看越令人心花怒放。来福突然发现,母猪蔫头耷脑,烦躁地躲避着追逐乳头的猪娃。他一愣,抓住母猪耳朵一摸,啊呀!不好!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里将会出现怎样不堪设想的惨景!他借了十块钱,淌过已经冰凉的河水,到小镇兽医院买回来兽用青霉素。只有这药退烧好!也快……花得那十块票儿剩不下几毛,母猪总算渡过了劫难。来福老汉好一场虚惊,照管得更加小心了。老汉的倭瓜脸更显得干瘪了。他自己却丝毫觉察不出,仍然喜滋滋地忙碌着。“猪离母,四十五。”三十天刚过,来福老汉看着这些小家伙长得一样姿身。尖耳朵,和县良种站那头公猪——它们的父亲——一模一样。腰身修长,腿杆粗实,像它们的母亲。杂交货真不赖!连续有五六个乡党来订货了,来福笑脸相迎,满口答应,不敢窝了乡党的头儿!喝汤时分,最早提出订货的克贤老汉代表买猪户议价来了。“好说!好说!”来福慷慨地说:“都是好乡党,给几个算几个!”克贤笑着,说他们在一块私下商量了一下,参考比照集市上的行情:前日县集上最高的猪娃卖十五六块,来福的猪娃值得这个价……“好说好说!”来福仍然笑着,“乡党情谊要紧!”“俺们不亏你。”克贤仗义说:“伢猪娃十六块,母猪娃十五块!”来福明白,由于秋粮普遍减产,本来是涨价的季节,猪娃倒比他忙后买母猪那阵儿跌价了,十六块实实在在是顶高的价了。他的倭瓜脸显出激动的神色,说:“是这,伢猪十五,母猪十四。你回去给大伙说清。”克贤笑了:“没见过卖猪的倒自己削价!你老哥真是好人!”说着,又提出:“啥时候捉呀?”“四十五是老话,咱给乡党保险养足四十天。”来福说:“母猪多领一天,到底好!叫乡党捉回去,保养保活!咱多受一天麻烦没啥!”克贤老汉带着满意的笑容,客客气气走了。再过三五天,猪娃就要出槽了,一百四十多块钱就是实实在在的了。这一笔收入,对于来福是非同小可的。老两口开始计议,如何把这一笔钱,花在最需要办的事情上,不敢乱花!来福提议:先买三百包谷,明年春三月,粮食肯定要涨价!老伴同意这个结实的提议,重申庄稼人只要有一把包谷吃,就能活下去的道理。她又提议,再买几串箔子,把房顶修补修补,阴天下雨漏得太凶。“对对对!再不敢拖迟!”来福说。俩人计议着,商量着,和谐而又合拍。小孙女爬到奶奶膝头,叫着“奶奶!”撕扯着带补钉的衣衫。老伴向来福神秘地一瞥:“孙女要衫子哩,你看见没?”她又指着孙女的额头,嗔声说:“你也看见你爷爷的猪娃咧?还不是你妈的鬼心眼教的!”来福呵呵笑了:“买买买!给娃扯件花衫衫!”“我不要花衫衫!我要雨鞋!”孙女说,“下雨上学没雨鞋,光脚片,钉子把俺脚扎烂咧……”老伴收敛了笑容,一双雨鞋又得四块多!来福想,已经分居的儿子,教书十多年了,只挣三十八块钱,欠下队里二三百,孩子们连双雨鞋也没有。他拍着孙女蓬蓬的头发说:“买!雨鞋买下,花衫衫也扯!”孙女高兴地笑着,跑出门去了。老两口心里是少有的欢乐。来福长长地打一了个呵欠,几个月来的劳累一齐涌来,窝瓜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钻进被窝,拉起了鼾声……一阵敲门声传来,来福被惊醒,迷迷瞪瞪下了炕,队长正一脚踏进门来。他一眼看出,队长神色不对窍!这个中年汉子,自打社教挨了整,平时对一切人和事,永是一副冷漠的面孔,今日倒有什么事显得神色紧张?怕没好事吧?果然,队长告诉他,公社天黑时召集紧急会议,公布了公社制定的“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十条规定”。其中两条涉及来福的现实利益:社员养的母猪一律不准卖掉。母猪生下的猪娃,不许上市,交生产队分配给社员,价值统一定为七角一斤……“啊呀!我的天!”来福简直不敢相信耳朵,似乎是在做梦。这怎么办?“老天爷!制度光治咱命苦人!”老伴也慌了。“是这样。”队长说,“咱队就你一家养母猪,你受的难,我知道。我想,你明天一早把猪挑出咱县,到临县集市去卖了……”“那人家查问你时咋说?”来福急忙问。“我先不传达!他问时,我说我病咧!推诿过去!我明天传达时,你早走了。走在传达之前——不知不为过喀!”队长早想好了逃避的办法,胸有成竹地说:“顶多韩主任批评我几句,没啥,比你损失一半收入强!”来福老两口简直感谢得不知说啥是好,这个平时冷漠的队长,有这样热心体贴人的好心肠啊!还能说什么呢!“你快准备,早点走!”队长出门时,叮嘱说。来福的瞌睡早已跑光,事不宜迟!他命令老伴:“寻草绳,捆猪娃!快!”鸡啼出村,过河,翻过塬坡,天明时分,来福的双脚已经踏在另一个县属的土地上了。庄稼人吃罢早饭的时光,来福在陌生的集市上找到了猪羊市场,在一个偏僻的角脚里,放下装猪娃的担笼,双脚已经疲倦得站不住了。集市刚开,那些买主们背着小笼,问问价,摸摸揣揣猪娃,并不还价,就走开了。他们刚来,还要看看行情……当刚刚换上夹衣的庄稼人蜂拥进猪市以后,嗡嗡的市声在空中盘旋。来福周围蹲着一堆堆陌生的庄稼人。这份在市面上拔尖的猪娃尽管放在偏僻的角落,还是逃不过庄稼汉们的眼睛。好几个实心的买主,早已把挑中的猪娃压在手下,合伙向来福进攻,交涉价钱。他让价已让到十六,买主也添到十四,接近了……这当儿,伸过来一只手,压住了竹条笼的木梁。那手区别于所有劳动过的粗糙的庄稼人的手,细长而又干净。来福抬起头,看见公社韩副主任的脸,那脸正得意地冷笑着。“这窝猪娃我全买下咧!要啥价,给啥价!”庄稼汉们一齐扭过头,看这个出口说出这大口气话的人。一看见那身政府工作人员的装束穿戴和神气,大家伙都不再吭声,有人预感到什么纠葛将要发生,悄悄儿溜走了。“往那边担!”韩主任命令他的社员。来福一看,那边正停着一辆汽车。“韩主……任……”来福的窝瓜脸上堆起求饶地巴结的笑容,“俺只这一回……”“少说废话!”韩主任往后一退,就有两位青年走上前,一人提起一只笼,朝汽车走去。汽车上,靠车厢坐着五六个人,全是从几个集镇上抓获的本公社的社员,他们装猪娃的笼担一齐放在车厢里。“自发势力真鬼!”韩主任手叉着腰,对着车上低头耷脑的那些社员讽刺说,“我早料到这一着!跑吧!你能跑出中国?”说罢,跳上司机台,“呯”地一声关上门,汽车开动了。真威风!来福脑子里木了。过分紧张的神经刺激和长途负载跋涉耗尽了他的精力,那已到晚年的庄稼人瘦小的躯体里,现在只有酸困和疲倦,他靠在车帮上,迷糊了。当韩主任的吼声把来福惊醒的时候,睁眼瞅见的竟是田坊村熟悉的村街和房舍,车上的人都不见了。村里的人闻声围过来,大队和小队的干部也被传来,汽车是临时讲台,韩主任向社员和干部讲了十条规定和抓获来福的经过。讲毕,要来福作检讨。来福低着倭瓜脸,一辈子没上过高台的人喀,现时站在这么高的汽车上,面对着那么多的眼睛,来福说不出一句话。“钱要紧,还是社会主义要紧?”韩主任问。“唔!”来福含含糊糊点点头。“唔什么?问你哪个要紧?”“都要紧!”他如实说。“胡说!社会主义!”“唔!社会主义!”他赶忙纠正自己的糊涂。“现在要对小生产全面专政!”韩主任说。“啊……”来福一听“专政”两字就慌了神,腰都几乎弯下来。他终于被允许从车上爬下来,回家去,倒在炕上……当生命和力量又支撑起来福小小躯体的时候,他从梦里回到现实,屋梁上的电灯亮着,克贤和老伴在说闲话。他被告知,那天他从汽车上下来之后,韩主任当众把十头猪娃分配给四坊村的社员了,七毛一斤。老婆劝他:“算咧!算咧!人平平安安,就谢天谢地了!”“甭难受!人要紧!”克贤劝慰说,“全当没养母猪!”来福强装笑着。“现时政策变化大!”克贤说,“比咱高一头大一膀的人,挨挫的还少吗?咱一个普通百姓,死一个还不如条蚂蚁!想开点,好自为之!”念过几天书的人,给没念过书的来福讲宽心话。来福敬重这个识字知礼的开明庄稼人,诚服地点点头。“虽则一切归了公,政府还不放心!”克贤说,“怕咱庄稼人思想不归公!”来福佩服这种看法,又不明白,问:“也把世事治得太死咧!咱吃盐吃醋都……”克贤摇摇头,笑了。牵扯到对政府的是非话,他是守口如瓶的,避开话题,说:“分配得到猪娃的乡党,心里过不去,叫我给你把钱送来,补个差数!”“啊呀!”来福吃惊了,感动了,一下从炕上溜下来,压住克贤正在怀里摸揣的手说:“贵贱不敢!韩主任逮住风了,我还能活吗?”“不怎!”克贤小声说,“乡党们都说,‘咋也不能昧着良心,拾你的合茬喀’!”“乡亲心意我领咧!”来福死死压住对方的手,“我寻着挨挫呀?快给乡党说,不敢胡来!”“你留下……”克贤说。“不敢!”来福推。“留下……”“不敢……”当两双手推来推去的时候,最后都推不动了。来福瞧见克贤开明的眼睛里浸出一股湿溜溜的东西,他的眼睛也模糊得什么都看不清了!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来福老汉一天三次扛上工具,走出小院去上工。他不向任何人叙述自己的不幸,平静地对待已经发生并且过去了的一切。休息时,年老人坐在地畔抽烟,他也坐下抽烟,再无兴趣和热情去挖草了。回到家,来福蹲在院里吃饭,压根没有去猪圈的心思。一天三顿,只供给它三盆纯粹的粗饲料,再也舍不得一把麸皮咧。不管来福的感情发生了什么变化,母猪仍然按照自己的生理规律在运动。看,围圈上的石头被拱塌了,栅栏门的小木柱也拱歪了,来福抄起一根木棍,打得那疯狂乱窜的家伙钻到窝棚里去。他发现:这贼又发情了……后晌放工回来,栅栏门倒在圈口,那畜牲早不见踪影。“找去吧!”老伴催他,“一条命哩!”“让狼吃掉好了!”来福冷冷地说,不是赌气,是说实话,“我正熬煎腾不了圈哩!”他没有找。第二天后晌,当他要去上工的时候,那牲畜却窜进小院的土门楼,从倒在地上的栅栏上踏过去,吞食昨日剩下的料食。不久,来福老汉就看出,母猪的肚皮开始鼓胀起来,一摸,又有新的生命在母体里搏动——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不知和哪里的公猪私通过一番,已经怀孕了。来福心软了,怪猪的什么呢?他开始给粗饲料里糁进麸皮,继之又每顿倒进一碗饭去,可别净生出些小老鼠似的猪仔来啊!春节一过,母猪生下八胎小猪,尖嘴,细腰,个头小。来福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已经超过了四十天,村里没有一个人来过问来福老汉的猪娃。老汉心里明白,春二月高价玉米涨到三毛钱一斤,猪价大跌,市场上最好的猪娃只要五块钱……他却庆幸:咱不必上市场!咱按公社十条规定里说的,七毛一斤卖给队里,倒比市场强。来福找到队长,说明来意。队长很作难,说:“按理说应该给队里。可目下市场上,三两块钱就提猪娃,你交给队里,谁逮呢?没人逮的话,我可咋办?”“那……那上一回市场上猪价大的时候,就按十条办,现实猪价跌咧,就不按十条办咧?”来福说。“上回那事,前后你明白,由不得我喀!”队长说,“那是韩主任一手做主……”来福能听明白,队长无坏心,现在的事,要找韩主任作主。恰好,韩主任因一件公差,从田坊村经过,在禾场边,来福挡住韩主任的自行车:“我给你交猪娃,韩主任!”“我要猪娃做啥?交到队里去!”“队里不要!”“队里不要,我没办法!我又不养猪!”韩主任摊开双手。“你有十条规定哩!”来福说,“那还算数吗?”韩主任这才认真瞧瞧来福,发现这是一张他曾与之交过手的面孔,说:“队里不要,那你自行处理去。”“那不行!”来福说,“你规定叫交给队里,我就交给队里!”周围围来一堆人,韩主任说话和气了点,也客气了一点:“算了!队里不要,你到市场上处理去。”来福摇摇头,问:“你批评我:‘钱要紧,还是社会主义要紧’?我现在知道,社会主义要紧!我不上市场那资本道路……”韩主任看着抓住他把柄的老汉,“呵呵呵”笑着,说:“我啥时说过这话?”“在汽车上,有乡党为证!”来福指着大伙。韩主任仍然笑着:“那阵是那阵,现实是现实!这样吧,我回头给队长谈谈……”说着,推动自行车,“我还有急事!”来福说不出话,呆呆地望着韩主任远去的背影。几个青年纵容他:你把猪娃担上,担到公社去,倒在他韩主任办公室,看他咋说……来福想想,这样做确实解气,也有理!不过,他终于没有做出这种英雄的举动来……1979.10小寨

日暮中,景藩老汉带着几分酒兴,跨进自家门楼,就瞧见儿子无精打采地坐在已经昏暗的前院里的槐树下。他对儿子摆出的这种愁肠苦相的架势十分反感。老汉没有招理儿子,推车径直走进去,放下车子,走进里屋,伺老伴:“你跟他说来没?”“说来。”老伴回答,“娃说他愿意去开车。”“愿意个屁!”老汉斜眼瞅一眼老伴,表示不信任,“你看他难受的那个架势!”“晌午我再三问,娃都说愿意嘛!”老伴对于老头一进门来的这种气势不满意,“你甭疑神疑鬼的。”“要是真心愿意去,他会蹦蹦跳跳的,你记不记得,那年刚一接到参军通知书,他跑前跑后,嘴里唱唱嗬嗬的,啥架势?”老汉观察到了儿子行为中的漏洞,“你看他现时那个架势,愁眉苦脸,象是要上杀场,哪象是要去参加工作!”老伴不能不信服老汉的眼睛是厉害的。她又何尝丝毫没有察觉呢?她明明白白可以看出,儿子想去开汽车,又撂不下自己一手经办起来的砖场和牛场,正象老汉自己当年撂不下刚刚兴办起来的农业社一样。她主张耐心劝导,劝得儿子一两天后到县上去报了到,坐进驾驶室,啥事也就没有了。她很担心老汉动不动就想发火的神气,有可能把事情弄僵。她要劝儿子,又要劝老汉,使这个农家小院里保持平静和安宁。老汉今日一回到家,她就发觉老汉说话腔调很高,脖颈红红的,口鼻里喷出一股烧酒味,就问:“你在谁家喝酒来?”“在永槐家。”景藩老汉掼下毛巾,掏出一支卷烟,夹在指缝问,挺着腰站在屋子中央,声高气壮地说,“今日喝得痛快,谈得痛快!”景藩老汉从公社出来,觉察出王书记似乎把他当成累赘而急于换掉的用意,感到有点寒心;在路上遇见牛娃的时候,自然就没有顺气,以致态度有失检点;在路过何家营村的时候,被党支部书记何永槐拉到屋里去了。两位在土改中结识的农村基层干部,现在坐在方桌对面,对饮起来了。老了,何永槐也老了,土改中冒出的那一茬干部,现在都跟景藩老汉一样,霜染鬓发了。景藩老汉呷着酒,感叹着。几十年的经历,两个都差不多,不过永槐是蔬菜专业队何家营的党支书,家庭经济状况比他好;而个人经历,简直如出一辙。在河西公社里,他俩曾经是粮棉和蔬菜两类作物生产的先进人物,常常代表河西公社到县上和地区出席各种会议。“四清”和“文革”中,两个都被整惨了。他俩作为河西公社大队一级的“走资派”代表,被造反派们押在一辆汽车上,游遍了公社的所有村寨……有幸和不幸,使两人结下了友谊。何永槐端出一盘猪头肉,提出一瓶“雁塔大曲”,招待老朋友。“地分了?”何永槐明知故问,“牛也分了?”“全都分光分净了。”景藩老汉说,“你们蔬菜队不分吧?”“喝!”何永槐端起酒,招待景藩老汉,“原先说蔬菜队不分,现时也保不住。”“蔬菜队分了地,社员保准不给国家蔬菜公司交菜,差价太大嘛!”景藩老汉问,“工人和干部,都得上自由市场买菜了……”“爱上哪儿买上哪儿买去!”何永槐不屑一顾地说,“我盼着分地哪!都他娘的分了,省得我劳神了。”景藩老汉呷着酒,瞧着何永槐烦恼的神气,心里说,甭看他嘴里说得那么不在乎,其实他比自己更想不通,不过是赌气话罢了。“分了地,分了耕畜,还要咱们这号干部做啥?”景藩老汉说,“各家各户种庄稼,干部没事干了。”“抓计划生育嘛……哈哈哈!”何永槐嘲笑似地说,“只剩下这一项工作了……”景藩老汉也笑了。“你听没听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社员有了钱,干部丢特权’。”何永槐念着他听到的顺口溜,悻悻地说,“当初为办农业社,咱把心操尽了;而今倒好,分地分牛……”他说着,又灌下一杯酒,手在桌上一拍,“广播上说干部不愿意分地,是怕劳动,尽说的屁话!我要是分得几亩地,让他看看,看我种得出何家营的头一份好菜……”酒逢知己,话更投机。景藩老汉觉得心里畅快——何永槐把他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他虽然这样想,但嘴里不敢说。公社王书记在传达县委关于搞好责任制的文件精神时,批评过永槐刚才念的那几句流传在乡村里的顺口溜,再三解释责任制和单干的本质区别。老汉服从纪律,把自己的“不一致”的看法藏在心里,决不在公开场合乱说乱道。如今何永槐毫无顾忌地说着对实行责任制的“不一致性儿”的话,景藩老汉听得痛快。两个“老土改”喝着,对正在贯彻的责任制的农业政策发牢骚……一瓶“雁塔大曲”揭底了。这个时候——一九八一年初夏时节,渭河平原的农村里,“责任制”这个新名词,正如当年的“农业社”这个名词一样,在庄稼人的嘴里热烈而新奇地叫响了。大队和小队的干部,纯粹靠土地生活的社员,还有儿子或丈夫在国家机关、工厂工作的农村家属……都在讨论会上,地头场间,街巷屋院,热烈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满意的和不大满意的,高兴的和担忧的,喝彩的和叫骂的,种种听来都似乎理直气壮的意见,汇成一股喧闹的声浪,在乡村里涌流……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和蔬菜专业队何家营党支书何永槐,两人在摆着烧酒和猪头肉盘子的大方桌上的谈话,还在继续着。景藩老汉听到了合心合拍的话,憋在胸膛里的优烦顿然宽舒了。何永槐又提出一瓶“灞陵”酒来,说他们以后也许见面的机会不会象以往那样频繁,难得痛饮一场。景藩老汉也不执意要走,给儿子马驹要办的手续业已办妥,心地踏实了。“叫娃快走!”听完景藩老汉的描述,何永槐大声说,“开汽车挣工资,跟谁不犯一句唠叨,多好的事嘛!何必要当那个队长呢?”“人家还想在三队成一番气候哩!”景藩老汉嘴一撇,嘲笑说,“那小子不知深浅……”“哈哈哈……”何永槐大笑,“你把你三十年喝的酸辣汤,让他尝一尝,他就灵醒了!”景藩老汉和老朋友何永槐,大声嘲笑着儿子的愚蠢行动,现在还想在农村大干一番事业,真是太不识时务了……老汉喝得尽兴,谈得畅快,苍茫暮色里,告辞回家来了。和老朋友何永槐一席畅谈,景藩老汉愈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必须尽快地跳出冯家滩这个泥沼。进门来一眼瞅见马驹愁眉苦脸的样子,就难以相信老伴的话。现在,公社的章子盖到合同上了,老汉给德宽和牛娃分别打过招呼了,一切可能成为障碍的因素全都排除掉了,只等儿子明天带上介绍信到县饮食公司去报到了。但他看出了儿子的心病。为了彻底打消儿子还想在三队干什么事业的愚蠢想法,他从里屋走到前院,站在儿子对面,直截了当地说:“马驹,手续办完了,你明天就去找你安国叔。”马驹一扬头,还没来得及开口,母亲就提醒父亲,儿子脚上负了伤,他还拿不定主意哩!“迟去一天半天问题不大,只要你主意拿定。”景藩问过儿子的伤情,直逼着问,“你实说,你的主意定下没有?”“定下了。”马驹说,“昨晚跟你说过了……”“你的主意没拿定。”景藩老汉仍然盯着儿子的眼睛,把潜藏在心里的危险索性揭破,“我能看出来,你三心二意。”“我……没有。”马驹口里支吾说。“你心里有啥为难事,尽管说。”景藩看着儿子支支吾吾的神色,料定自己把儿子的病根抓准了。他坐下来,点燃烟锅,把儿子心里正在思量着的事,全盘端出来,“你怕德宽和牛娃说你不守信用,你们仨击过掌;你撂不下三队的工作,几件大事刚刚拉开摊子;你想着自己是个党员,又是复员军人,想为众人干些好事……我说得对不对?”父亲这种坦率令人吃惊,马驹抬起头,瞧一眼父亲,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父亲把他心里的矛盾,全都看穿了,端出来摆在当面了。他忽然想,既然如此,认真地谈一谈,也是好的,他诚恳地笑笑,表示默认。“按说你这些想法,都没错。”景藩老汉看着儿子静默不语,料定自己说准了。他很理智地对儿子说:“共产党员嘛!总应该知道自己姓‘共’,不姓‘私’。”“对,你说得对。”马驹说。“我在冯家滩讲了几十年大道理,这点子事还翻不清里外吗?嘿呀!岂止是道理,老子一生为公众的事,连自家性命都赔上了……”景藩老汉借着酒兴,痛说起自己的革命历史来,“老子当初办农业社,啥时间睡过一个透觉?农业社办得好不好,你问问村里的老社员就知道了。刚把农业社办得巩固了,上级号召大跃进,逼着我放‘卫星’。一个‘卫星’没放得上天,跌下来把冯家滩农业社的家底砸烂包了。咋办?农业社是咱办下的,‘卫星’也是咱放的,共产党员能跌倒也能再爬起来,我豁出来了——”这是冯家滩历史上悲壮激昂的一幕。冯景藩急于挽救自己“放卫星”给冯家滩造成的损失,高中毕业生冯志强立志改变家乡的困难局面,两人提出一项改造河滩的大胆计划:修一道大堤,可以从沙滩上夺回三百亩稻地。社员们通过了。开工那开,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冯家滩男女站在村子当中的戏楼前面,听完新任大队长冯志强的讲话,大伙一致拍手欢迎老支书讲讲。冯家滩的庄稼人,对刚刚回到村里的高中毕业生还没有建立起信任。这一仗能不能打胜,沙滩能不能变成稻田,能不能收获黄灿灿的稻谷,以取代大伙肚子里塞得太多的糠皮和野菜,大伙想听听冯景藩的活。四十岁的中年汉子冯景藩,走到台前,手里没有拿讲稿,却抱着一摞奖牌和奖旗,那是从大队办公室的墙上卸下来的。他没有大声疾呼要求社员三九寒冬到沙滩上去卖命,却以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震慑了冯家滩。“啪嚓!”玻璃装面的“卫星”奖牌摔破了。“刺啦!”绣着金字的紫红色平绒奖旗撕破了。冯志强站在景藩旁边,挡住他的手:“大叔,这太可惜了,上等丝绒哪……”“那……谁要谁拿吧!”冯景藩停住手,“做块尿布,还有用……”没有人笑,会场里那些面呈菜色的男女,默不作声地瞧着党支书的举动。冯景藩突然扬起手,打了自己一巴掌,颤抖着声音说:“入社时,大伙把土地牲畜交给我,现在弄得人没粮食、牛缺料,我对不住冯家滩父老兄弟……”新任冯家滩大队年轻的大队长冯志强,经受不住这样强烈的刺激,抱头趴在讲桌上,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整个会场,唏唏嘘嘘,哭哭溜溜,悲壮激越,感天动地。冯景藩热泪纵横,大声说:“这次修河堤,天冷,肚子饿,我不强迫大家。谁相信我冯景藩,谁跟我下河滩……”男人女人,婆娘女子,扛着铁锨,挑着担笼,一哇声跟冯景藩下到白雪皑皑的沙滩里……“稻地整好了,大堤修成了。白米吃到嘴里了。冯家滩男女的脸上放光了,菜色褪净了。我跟冯志强可成了罪人!”景藩老汉磕掉烟灰,痛心疾首地唉叹,“冯家滩刚刚还过阳气儿来,‘四清运动’开火了;‘四清’还没收完场,‘文化大革命’又闹上了。这下好,冯志强娃娃赔了一条命,我活剥了几层皮,冯家滩乱成一滩泥沼了……”“爸,你为冯家滩出了力,受了苦,社员还是记着你的好处的。”马驹安慰父亲说,“现时党的农村政策,就是纠正前多年的瞎折腾……”“有人把我叫‘维持会长’,我知道;有人还说我是‘湿湿木柴,只冒烟不冒火’,我也知道。”景藩老汉苦笑着说,“我不管,谁爱说啥由谁说去。我的火嘛,早给‘四人帮’浇灭了,冒不出火罗!”马驹听着父亲的话,深深同情父亲那一辈“老上改”干部的不幸遭遇,如果没有那些挫伤他们积极性的“左”的失误,而是给他们以党性和政策的教育,给他们以科学和文化的武装,他们自己以及他们领导下的农村就绝不会是那样要死不活的局面。他庆幸自己正当年轻有为的时候,遇到了现在全面恢复农村经济的好时机,便安慰父亲说:“现在,振兴农村的时候到了,所以我想放开手大干一场。”“土地耕畜下户了,跟单干没啥两样。你干啥呀?”景藩老汉说,“政策一天三变,你能保住日后是咋回事吗?”“现在政策是在变,是往完善的地步变哩。”马驹不能同意父亲的意见,“不是过去那样搞‘大呼隆’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呢?”景藩老仅严厉地提出一个问题,“你能保证日后再没有害人的运动了?”“我相信不会再发生那号事了。”马驹说。“发生不发生,谁也难料。”景藩老汉只相信自己的亲身经历,根本不把儿子的话当一回事,只是用藐视的口吻说,“冯家滩这一摊子,谁也弄不好。”“难弄肯定是难弄,现在是人穷地薄,社员没信心,干部不管事,确实难弄。”马驹说,“再难总得有人弄。我想试火一下……”“你甭试火,不行。你那点本事我看得见,你不行。”景藩老汉说,“我没本事,把冯家滩没有搞好。冯志强呢?高中毕业,本领比你强多了,也没搞好嘛!何家营的何永槐呢?老模范,现时也要撂挑子,觉得没法干了!你娃娃有多大本事?你想试火啥?我试火了一辈子,也不成!”马驹闭了口,说不出话来,父亲故意这样灭他的志气,他还能再说什么呢?“我今日见了永槐,他也说你应该快走,不敢再把脚伸进泥滩里。”景藩说,“我知道你二心不定,今黑把话扯明,只怕你再走老子的那一步错路;后悔来不及了……”马驹仍然不开口。父亲今晚的谈话,表明老人的态度更强硬了。父亲对他去县饮食公司的态度,不放心。他不能再和他争辩。父亲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自己中午不也想到过十年二十年中间会不会遇到无法干下去的境况吗?他需要再好好考虑一番,也许能定下一条好主意来。“话说得不少了,能说的话,我都说给你了。听我的话,由你;不听,也由你。我今黑有话说在你当面——”景藩老汉站起来,攥着烟袋的手背握在身后,“你愿意去,明天早晨起来,高高兴兴到县上找你安国叔去报到;你不愿意去的话——”老汉突然顿住了。马驹盯了父亲一眼,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父子一刀两断!”景藩老汉说罢,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进院子里头去了。马驹低下头来。他相信父亲的话不是吓唬他。怎么办?明天早晨不去县饮食公司,这个家里就有好戏看了。去不去?今晚必须作出抉择,不管他心里怎么左右为难,时间却仅仅只有一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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