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这时起,国共双方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谈判和接触,周恩来也指导了这项工作。后来,国民党同共产党发展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常驻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党的领导工作。这样,从1936年到1946年,同国民党代表协商谈判,就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国外称他是一个伟大的谈判家。
  1946年4月,周恩来在一个茶会上说过:“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
  从他的内心说,在炮火连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他是深愿到前方抗日的。这从他在悼念左权同志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写道,“遥望大河以北.请缨有愿;困处茎门之内,杀敌无缘。这虽因岗位有别.但髀肉复生的我,遥闻哀耗,究不能无动于衷”。他是多么希望亲上前线,挥师杀敌呀!
  但是,党和革命事业需要他在后方,而且是在国民党地区,去从事艰难的前所未有的谈判工作。他服从组织的分派,在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新的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十年谈判生涯,可以从1936年4月9日晚同张学良的会谈说起。
  4月9日下午,张学良在王以哲、刘鼎等陪同下从洛川飞抵肤施(延安)。他们来到天主教堂,在暮色苍茫中等候着。马蹄声里,周恩来和李克农到达了。会谈进行了一晚上,周恩来的高屋建瓴、深刻透辟的发言和周到恰切、解决实际问题的分析,使张学良感到解决了很多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恩来感到欣慰。谈的结果,张学良完全同意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意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这事。对于蒋介石,张学良认为蒋现在是在歧路上,有可能争取其抗战。要他本人目前反蒋还做不到,但是蒋介石如果投降日本,他会离开蒋介石。周恩来表示,关于朕蒋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为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电复张学良,表示“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瑞卿、杜理卿等18人启程,17日到达西安,傍晚就同张学良会谈。行前,中共中央交代的是去看一看,了解具体情况以便作出决断。会谈中,周恩来表示的态度是: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全无保障。双方商定了同宋子文的谈判条件。6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说,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在也转取调和以求恢复自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电,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发表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周恩来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的局面在中国出现。事变中,蒋介石的诺言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一到杭州,二上庐山,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领导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认为,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由于蒋介石在各段时间里对抗日、对中共的态度、政策是有变化的,形势是发展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应当随之而相应地有所侧重而不要定型化。他说:“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了1943年,“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
  蒋介石在抗成初期有过假手日军消灭开往前线的八路军的打算,但未能实现。1938年,他主要想从组织上溶化共产党,想把共产党并入国民党成为其中的一个派,但也没有得逞。在1938年以前,总的说蒋介石抗战还比较努力,周恩来往往耐心地就国共合作问题解释中共方面的态度,注重于推动蒋走向进步。1939年以后,蒋介石的重心转向了反共。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反共倾向总的说是逐渐增加的。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到1942年以前,他采取了军事上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的策略。1940年策划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这期间,周恩来对蒋介石仍在抗战这一点,还是鼓励的,但同时批评蒋介石国民党“溶共”、“剿共”等行为是在破坏抗战。1941年国民党采取军事“剿共”行动,发动皖南事变,周恩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的著名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已经成为这一事件的重要历史见证。但是在这一年的反共转入低潮后,周恩来立即努力争取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后来就恢复了对话。1942年和1943年,蒋介石看到从军事上采取反共高潮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引起国际国内一片反对,因而改用政治解决的策略。他两次提出要对共产党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甚至提出想同毛泽东直接会晤。周恩来分析了这一情况,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对共产党是在组织溶化和军事削弱或消灭不曾得手之后,才改取政治解决办法的,他的所谓政治解决,“是要我们屈服”,“是我们听命于他的领导,即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决非民主的合作和乎等的协商”。“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是如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后来,周恩来又指出:国内外各种复杂条件的相互影响,迫使国民党决定用政治解决的办法来代替军事解决,就是说用控制共产党来代替削弱、消灭共产党,“这种代替并非完全取消”,我们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周恩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改善国共关系的契机,对于蒋介石任何一种类似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好表示,都采取积极的反应。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反共的方针.周恩来认为需要“我们保持十分的警惕”。他机动谨慎地处理各种问题,取得很大成效。
  在这场复杂、艰巨的斗争中,周恩来重视一切积极的力量,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时,他已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国民党地方势力以及国民党内有矛盾的各派力量,都是他争取的对象。在重庆期间,他是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钩等家中的常客,常同他们以及邹韬奋、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等阐述国内外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在政治局势恶化时,他每晚到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知识界朋友。他经常接触各界人士,宣传中共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给了党外各界人士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香港的蔡元培就说过:“周恩来了不起,真了不起。”中共的一位朋友曾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1941年3月19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了,它包括了青年党、国社党(后改称民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等。10月10日,这个组织公开一宣布成立,延安《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称之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1944年9月,它改组成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到重庆,向国民党和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民主同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响应。之后,黄炎培、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等筹组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马叙伦、王绍鉴等筹组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成立。许德珩、诸辅成等筹组的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成立。他们都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影响,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政见略同,行动一致。所以,这十年中,已经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这一政治体制的雏形。
  另一方面,周恩来把“与各地方军队联系”列为统一战线的原则之一。对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嫡系如张治中等也作了大量工作,团结他们坚决抗战。这也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争取他们起义或合作打下了基础。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同许多国家驻华使馆的官员和一些援华组织成员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交朋友。他同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常有往来,会见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威尔基、拉铁摩尔,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经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同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等过从甚多;同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咸、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也有交往;并且接待了许多外国记者。通过这许多活动,大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为中共同国外的接触打开了局面,中国共产党走向了世界。周恩来给了他们深刻的、良好的印象。费正清写道:“周恩来的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的事业。”谢伟思说:“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人。”“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性的人。”很多外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息来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正直和代表着中国的光明前途。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回到延安。接着就参加了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在整风会上,他对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认真严肃的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他回顾自己的本质是忠厚的、诚实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并检查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会上,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过火的批评和指责。他曾对自己作了过分的检讨。1945年4月至6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发言中说到自己在党的三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取得了胜利。双方的力量,在战争中都得到了发展。
  “七七”事变时,国民党方面共有陆军现役兵170多万人,海军有73艘舰艇共6万吨,各种飞机300多架。到抗战结束,已有正规军200万人,非正规军100多万人,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100多万人,共有军事力量400多万人,拥有广大的地域,接收了日本侵华部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抗战中在敌后战场,同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万余枝(挺)、各种炮1800余门,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余,解放区分布于19个省区。在残酷的械争中,军队得到锻炼和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发展到120余万人。
  据美国白皮书所说,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比较,“在作战部队及枪械上,拥有五对一的优势。实际上是垄断了所有的重武器、运输工具和无可抗拒的空军”。而且,“在对日战争胜利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实行一个装备适应中国政府需要的空军计划,和三十九师的陆军的计划。”国民党好战派凭借其优势兵力和装备,坚持内战的方针,后来使自己在政治上丧尽人心,在军事上一败涂地。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全国人民希望和平。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认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决定今后“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谈判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算形成了一个《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在重庆曾家岩校园举行签字仪式。12日,这个《纪要》由国共双方加以公布。这是一个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不得不承认要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避免内战。
  然而,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内颁发了
  “剿匪”密令,令其将领遵照他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后来,又经多方努力,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了停战命令。政治协商会议也在这一天开幕。周愿来在政协会议开幕会上吁吁:“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政协会议开到1月31日闭幕,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说:虽然这些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但这些协议是好的,是各方面互让互谅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而奋斗。
  但是,3月1日开始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推翻了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力争和平。因此,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周恩来又进行了维护政协决议的努力和斗争。到6月11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还致函马叙伦等,说“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19日,他还会见司徒雪替(7月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并请司徒雷登转告马歇尔:中共愿意和平,愿意解决问题。
  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为特使,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双方的关系。马歇尔说,杜鲁门的指示是:“万一我无法从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这是美方的基本立场。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和平已经无望,但谈判仍未停止。7月9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目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还会继续一个时期。在这段时期,周恩来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一方面安排此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南方的秘密工作,布置人员的坚持、疏散和隐蔽;另一方面,谈判仍继续进行着。周恩来心中已经明确,今后将是大打的时期了。主要要靠打得好,消灭蒋介石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仍对和平抱有幻想,因而这一阶段工作的“中心的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揭穿蒋的和平攻势,虽不能争取到全部不参加‘国大’.如能争取民盟大部不参加,就是胜利。”
  9月间,蒋介石手令北平行辕及第十一、第十二战区部署对晋察冀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进攻。10月9日,周恩来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攻张家口就是宣布决心放弃谈判走向全面破裂。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国民党政府片面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1月11日,周恩来向马歇尔、孙科指出,“国大”一开便是表明政治的分裂。15日,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开幕。16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国民党“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绝大部分没有参加这个所谓“国大”。
  11月19日,周思来率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结束了十年谈判生涯。
  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会。会议肯定了周恩来在外边谈判的成就,认为和平虽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了教育人民,谈判是必须的。谈判整个说来是成功的,证明了同国民党蒋介石妥协的不可能,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党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敌人是孤立的。今盾要看前线,要赢得战争的胜利。
  这次会议确定了“打”的方针,要孤立蒋介石,进而做到打倒蒋介石。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直接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①是中间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共同抗日,在抗战爆发前后和整个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对广大地方实力派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文试图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作些探讨。

到了一九四四年,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这年春天,根据地有了明显的扩大,居住的人口增长到八千万人,军队发展到四十七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七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
  当时放在中国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毛泽东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还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刚刚被打退,维护国内和平、促进国共团结的任务就被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那时,蒋介石又作了这样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并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内实行宪政。对蒋介石的允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他其实是“欺骗”①。但只要还有一点可能,毛泽东仍要抓住这种机会来推动国共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变。十月五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②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有利于促使国共两党谈判的恢复。尽管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上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上毕竟仍集结着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美国政府为了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会造成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时出现内战。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种国际压力也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一九四四年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转达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信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后。对即将进行的这次谈判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发言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十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④毛泽东接着说: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毛泽东还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⑤
  四月二十九日,肩负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五月二日到达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来。五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等。⑥
  对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拒绝接受,并且不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二十条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但是,对经过修改后的意见书,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
  六月五日,王世杰、张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其中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军十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甘宁边区划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而对敌后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权利等只字不提。王世杰、张治中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来谈。这个蛮横无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书相距甚远,而且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相去太远。
  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于是又陷入僵局。
  这时,中国正面战场的局势出现新的严重危机。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所谓“一号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⑦,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要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四月中旬,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接着,又从湖北沿粤汉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广西,前锋直达贵州独山。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八个月内,相继丢失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六千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在战时,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莫过于军事。如果其他问题还可以勉强忍受的话,那末在这方面出现不应有的严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难以忍受了。谁都看得出来,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比较沉寂的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过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大后方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这一年初,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等地采访。六月九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三天,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到达延安,成员中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父,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此外,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
  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他立刻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会见的时间。
  六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记者参观团。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在同毛泽东的谈话时提出的问题特别多。毛泽东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关于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他又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指出,中共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也快要到来了,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⑧当时在交际处工作的金城回忆:“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泽东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⑨
  毛泽东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讯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⑩
  朱德、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团的讲演《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情况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七月十二日,参观团除五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外,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毛泽东在七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又先后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斯坦因的会见长达十二个小时。记者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⑾。七月一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⑿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驻华官员约翰·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派人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考察。这些提议最初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间,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考察团。蒋介石一直以种种附加条件来进行阻挠和拖延。到六月间,豫湘桂大溃退已经开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又到中国来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对美军观察组要来延安的事情,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意义。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⒀第二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指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引者注)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⒁
  七月二十二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要详细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会见观察组。使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同出生和长期工作在中国、并且对中共抱着友好态度的谢伟思交谈。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⒂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毛泽东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刻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最危险的时机。⒃这些谈话给谢伟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间听过毛泽东的讲演。包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⒄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观察组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内,这项工作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
  瓦窖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由于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军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而把工作重点放在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包括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洛川等,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初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开始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
  这时,南京政府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同中共接触,他们的代表来到陕北。毛泽东、张闻天等向他们提出了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①
  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作报告。他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他特别指出:“东北军之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而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报告提出,军事谈判集中于军委,政党谈判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②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在逐渐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给博古转周继吾的信,1936年3月4日。发生变化。四月九日晚,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③现在保存下来的电稿后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就在同一个夜晚,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当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时,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蒋的错处在于他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听完后,对他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④可见双方在新形势下对这个问题已有了大体相同的认识。
  红军东征胜利回师,五月五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⑤通电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再次强调:“东北军工作要加紧做”,“东北军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团结。”⑥
  不久,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将粤、桂军改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被称为两广事变。毛泽东在六月八日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⑦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时局发展到新的阶段”:日军入侵华北,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我们说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⑧
  红军东征回师后,毛泽东找东征中俘获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瀛谈话,要他带信给阎锡山,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接着,又派彭雪枫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阎锡山联络。
  他还分别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等,争取和他们实行合作抗日。
  毛泽东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⑨根据这个原则,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别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⑩。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称赞周恩来领导的这项工作“可为很好的模范”。并且提出:过去我们的工作方针,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抗日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以前的三个,但次序要变更,第一是联合战线的扩大,应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现在大家应该出马,不应该关起门来。不仅要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层的工作。红军的行动也应该配合这一工作。⑾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这个提议。
  对张学良的复杂处境,毛泽东十分关心。他在八月九日写信给张学良提醒他: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⑿
  在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建立联系后,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的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⒀同一天,又写信给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继续推动杨虎城下决心联共抗日:“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⒁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十分感动,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
  中共中央也和国民党直接对话,努力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⒂这封信七月十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后,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蒋介石的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比他在国民党五大上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显然又进了一步。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在九一八事变以来还不曾有过。

周旋西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停战抗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从九月起,国共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大溃退,他们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就激起全国上下更强烈的愤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已成为大后方人们普遍的愿望。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响亮的新的政治口号,那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当时,正处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共中央认为,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董必武八月十七日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请周考虑拟复。”随即又在周恩来八月十八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上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⒅九月一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他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⒆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电报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⒇
  九月五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这次会议是在战局严重恶化、国人群情激昂的时刻召开的,会上发言之热烈,批评之直率,是以往历次参政会上不曾见到过的。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国共关系问题。以前,国民党当局一直只许国共谈判在内部进行,不肯公开宣布。这次在国内外普遍要求了解国共谈判真相的巨大压力下,把它列入参政会议程,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十五日,林伯渠、张治中在大会上分别作了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会场座无虚席。林伯渠在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21)这个口号一提出来,立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国共谈判的中心也应该转到这个问题上来。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
  “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22)
  十月十三日,林伯渠将这封信送给王世杰、张治中。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反响。伴随这场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23)
  在国际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政局特别关心。当时,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用跳岛战术进行的反攻已取得巨大成功,准备攻占菲律宾,向日本本土逼近。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美国政府已越来越多地在考虑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他们希望,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作出一些改革,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同时,当时担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同蒋介石之间日益发展的矛盾也需要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九月六日,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赫尔利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到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24)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已放在支持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上。
  十月间,赫尔利在重庆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谈,向他们表示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到中国来,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尽管在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做的。赫尔利还表示:在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对赫尔利要来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十一月六日,在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研究这件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如下分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他说: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25)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第二天,一架从重庆来的飞机在延安机场着陆。身着军装,胸前佩带着各色勋章的赫尔利出现在舷梯上。周恩来立刻把毛泽东请过来。和赫尔利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
  八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美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包瑞德及译员和秘书。这一次主要是听赫尔利谈。他首先说明: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赫尔利悦:“我的任务,是企图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他还谈到来延安之前曾与蒋介石交谈,蒋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26)
  接着,赫尔利宣读了一份他所起草的《为着协定的基础》,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27)
  赫尔利读完后,一直耐心地听着的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没有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这些观点是他本人的意见,中国政府方面是同意的。包瑞德告诉赫尔利,毛泽东想知道这些意见是他的意见还是蒋介石的意见。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28)对这个细节,包瑞德回忆道:“毛泽东查询这些条款体现了谁的思想,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唐突。然而后来,当我阅读这些条款时便觉得,毛泽东提的问题是公正的,因为某些语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员长自己惯常的表述方式。”(29)
  当天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是毛泽东发言。欢迎赫尔利到延安来。
  他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少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
  他指出: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他告诉赫尔利,蒋介石却总是想拖,拖到抗战结束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国民党政府有崩溃之危险。
  毛泽东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关于改组军队问题,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毛泽东表示,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30)
  在会上,毛泽东就赫尔利的五点建议提出具体的修改和增补意见。这些意见关系到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只要把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和赫尔利提出的五点建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又合情合理,分寸适当,易于为对方接受。赫尔利对毛泽东的修改意见很满意,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31)
  九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赫尔利看后表示这个方案是对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促使蒋介石接受。会议着重商讨了国共之间进行协商的具体步骤。毛泽东提出:赫尔利将军回去后,可以把我们所同意的要点征求蒋介石先生的同意。如他同意,那就非常好。赫尔利说,如果毛主席愿意见蒋先生,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泽东及其随员的安全。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如果事前取得一致,我见蒋先生的时候,就可以没有多大争论。就是说,在双方见面以前,实际问题早已解决,这样的步骤比较恰当。
  赫尔利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泽东说可以。赫尔利说,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题目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毛泽东说,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愿意签字否?包瑞德在一旁补充说:这五项要点,蒋如拒绝签字,责任就在蒋身上。(32)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毛泽东说:经过三次会谈修改后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进步。(33)全会一致同意批准这个协定,并且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这个经过讨论修改的协定草案全文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34)
  十一月十日上午,毛泽东同赫尔利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毛泽东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35)赫尔利也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36)随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的,文本上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赫尔利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一封信,当天毛泽东将写好的信请赫尔利转交罗斯福。信中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37)当天下午,赫尔利离开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包瑞德同行。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草案。接着,他却提出一个“反建议”,内容是: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38)这时,赫尔利虽然口头上继续表示原来的“协定”草案的内容是公平合理的,实际上却完全转到蒋介石一边。十一月十七日,赫尔利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包瑞德回忆:“在我看来,从这天以后,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了。”(39)
  蒋介石的这个“反建议”,完全是站在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上的。它由赫尔利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转交周恩来。周恩来看完后,立刻一针见血地问赫尔利:“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说:“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同日,周恩来将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来电上批了:“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由于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签过字的协定,谈判难以继续进行下去。十二月七日,周恩来、董必武回到延安。包瑞德同机回来。
  当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听取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的三条反建议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包瑞德,拒绝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且严肃批评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40)
  十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在重庆的王若飞:“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41)并要王若飞将这些意思转包瑞德或戴维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一时已无法再同国民党讨论如何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对他七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请他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并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显然,中国共产党仍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赫尔利二十日来电(来电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告诉他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叮嘱他继续谈判的方针是: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面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在重庆的谈判中,赫尔利和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军派一名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共产党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立即加以拒绝。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因为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宣称一旦军事形势稳定、最后胜利更有把握时,就要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42)在二月五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又再次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43)
  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根本拒绝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44)这时,正站在蒋介石身边的赫尔利是怎么想的呢?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方法。”(45)
  这样,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自然只能不欢而散。二月十六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三月一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他宣布将在十一月十二日单方面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毛泽东迅即作了严厉的抨击。三月十三日和四月一日,他两次会见谢伟思,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他请谢伟思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46)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而且不肯回头。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不同中共合作,攻击中共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声称美国的军事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
  美国政府奉行的错误政策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正如毛泽东所评论的:“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47)
  但是,“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它已深入人心,谁也无法把它重新抹掉。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的前途。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处在同国民党对等的地位,并且被人们看作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这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形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日后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

  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人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原来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希望都落了空。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把南京政府逼到几乎无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国内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七月底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报告中说: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报告说:我们三月提出谈判的五条原则后,他们在五月答复时提出四项办法〔注:(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⒃〕。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四条〔注: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四条是:“(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四条同五月的四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⒄毛泽东还在结论中提出: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样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⒅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等。⒆
  会议决定发表的“公开宣言”,就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它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严肃地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和它造成祖国大片河山沦丧的严重后果,同时也肯定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有了若干进步”,但仍不能满足全国人民强烈抗日的要求。在亡国灭族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它在最后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议:“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⒇
  会议决定在党内所发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1)
  九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又作了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说:对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领导和没有力量领导的问题。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我们在大革命时联合了它。当前经济危机加深,日本压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我们重新提出和资产阶级联合,有苏区、红军的存在,应当由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事实证明,也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22)他还说:加紧对南京政府以外的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会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决定改“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并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九月二十日前后脱稿。协定草案共八条,其中规定:为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自从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以南京政府作为主要的谈判对手以来,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
  在这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九月,他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分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十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到西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当然,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路,中间又有不少波折。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们收编。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他仍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
  当“两广事变”被南京政府以政治收买和军事讨伐的办法解决后,蒋介石认为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他一面邀请周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胡宗南部就是在这时又调到西北向红军进攻的,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处在从内战到抗日的转变关头,毛泽东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对蒋介石采取的多种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他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告诉他:“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当蒋介石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毛泽东指出:“先停战,后谈判。”蒋介石大举进攻西北的情况,使周恩来无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汉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谈判。从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陈立夫进行了三次会谈。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态度十分强硬,提出在陕北的政权必须取消,红军只留三千,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这样,谈判只能搁浅。到十二月初,当陈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这时,毛泽东认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23)十二月一日,他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24)
  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等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带着这批人和其他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蒋介石住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反又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了绝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5)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窖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周恩来在同一天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26)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他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他当时的设想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27)与会者还有九个人发了言,其中讲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28)
  张闻天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29)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30)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31)周恩来等先到延安,十七日乘坐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
  周恩来在十七日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电报中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32)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33)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
  在收到周恩来来电的同时,毛泽东又获悉:日本外相十七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34)
  十二月十九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情况已比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我们必须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他接着说: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35)
  会议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36)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37)
  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38)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已很一致,这个通电并没有等候共产国际的来电,就在十二月十九日当天发表了。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毛泽东在十九日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十四份电报。其中,发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的电报有十一份,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发给在前线指挥军事的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有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的援助。还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在第二天(二十日)收到的。它的内容和中共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基本一致。毛泽东立刻在当晚八时把它转发给周恩来。共产国际来电的全文如下: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39)
  潘汉年那时正住在南京宋子文公馆里。这是因为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急于了解中共的态度,经过宋庆龄的介绍,潘汉年从上海到南京住进了宋公馆。他收到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立刻把它交给宋子文转送国民党中央。他还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特殊身分,从旁支持宋美龄等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当他接到毛泽东十九日的密电后,又把刚刚译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立刻交给宋子文,并说:宋委员最了解张学良将军,他一定会热情欢迎您去西安的。宋子文认为潘汉年这个话反映了中共的意向,就在经过同亲日派的辩论后获准“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二十日上午,宋子文由顾问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在见到宋子文时,坦率地告诉他:只要蒋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将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随后陪同他一起去见蒋介石。周恩来也明确转告宋子文:中共并未参与此事,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他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第二天,宋子文飞回南京。
  毛泽东在二十一日又致电潘汉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五项条件,要他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表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40)
  潘汉年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从旁促进宋美龄去西安。二十二日,宋美龄接到张学良欢迎她前往西安的电报后,立刻在端纳、宋子文等陪同下飞赴西安。
  周恩来在西安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机智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双方谈判创造了良好条件。谈判从二十三日上午开始,南京方面出席的有宋子文,后来又加上宋美龄,西安方面出席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一开始,张、杨重申他们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主张,周恩来也说明中共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41)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已经承诺了和谈条件,又怕时间久了在内部会横生枝节,经宋子文请求,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意蒋介石离开西安。他事前没有告诉别人,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下午三点多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乘车直奔机场。蒋介石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42)看重义气而经验不足的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反而遭到蒋介石的扣留和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他进一步分析西安事变能够造成这个转变实现的原因:“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
  他也清醒地看到,西安事变虽然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收获,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了,中间还会发生障碍,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他说:“国共合作虽然说了很久,尚未实现。联俄问题,亦在动摇中。”“西安事变仍是在发展中,我们应该教育落后(分子),更多的争取中间分子。”但他对前途是乐观的,在作结论时说:“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问题。”(43)当事态正处在发展变动中的时候,毛泽东就作出这样明确的判断是很及时的,也是富有预见性的。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来,它来得很仓促,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中间又经过不少曲折。党必须根据急速变化着的政治局势,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置,这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不能不有个过程,但从大的方面说,党对事变独立作出的各项决策是及时而恰当的,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均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地展开了对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以及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的争取工作。此时,周恩来同志直接负责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和中央联络部的领导工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方面”。②1936年1月,当周恩来得知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原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愿意回东北军向张学良、王以哲等报告红军团结抗日的主张时,他立即予以批准,并指定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同高谈话。高福源打通红军同东北军的接触后,中共中央两次派李克农赴洛川同东北军将领举行会谈,周恩来指示李克农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在同张学良的谈判中,就红军与东北军停战、贸易、红军派代表常住西安等初步达成了口头协议。4月初,周恩来又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亲自赶到洛川同张学良举行密谈,双方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联合苏联等广泛达成了共识,并就抗日是否联蒋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同月底,周恩来、李克农派刘鼎任红军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建立起红军同东北军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至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红军同东北军率先在全国建立起停战抗日的统战关系。

  ①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9月26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26页。
  ③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2月4日。
  ④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⑤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⑥ 毛泽东致林伯渠的电报,1944年5月16日。
  ⑦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河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20页。
  ⑧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⑨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08页。
  ⑩
伊·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7、28页。
  ⑾毛泽东在《中情通报》上加写的三段批语,1944年8月15日。
  ⑿《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⒀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6月28日。
  ⒁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⒂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⒃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⒄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0页。
  ⒅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8月。
  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1日。
  ⒇周恩来致林伯渠、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9月4日。
  (21)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589页。
  (22)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致王世杰、张治中的信,1944年9月27日手稿。
  (2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22日。
  (24)赫尔利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44年12月24日,《党史通讯》,1984年7月。
  (25)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6日。
  (26)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8日。
  (27)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28)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29)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76页。
  (30)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31)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32)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会谈记录,1944年11月9日。
  (3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方记录,1944年11月9日。
  (34)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5)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6)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2页。
  (37)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1944年11月10日。
  (38)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提交的三条反建议文件,1944年11月21日。
  (39)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8页。
  (40)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96页。
  (41)毛泽东、周恩来致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12月12日。
  (4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1月28日。
  (4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2月5日。
  (44)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8日。
  (45)赫尔利致国务卿的报告,1945年2月18日,《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46)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329、339页。
  (4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11页。

  蒋介石在西安时虽然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作出了重大承诺,但他回到南京后,态度又有变化,时局的发展出现过一些曲折。这也是毛泽东已经预见到的。
  一九三七年元旦,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进攻西安的危险。并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44)
  第二天,毛泽东针对南京政府扣留张学良后又向西安进兵、西安内部群情激愤的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进一步提出:“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45)同一天,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任弼时及各军团首长:为策应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积极作好准备,反对敌人的分化孤立政策,巩固西北抗日联合的胜利,推动时局的发展。
  西安事变后几天,原来在延安的东北军就撤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也在一月十三日一起来到延安。他们在路上走了四天时间。快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从这时起,他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十年。
  一月二十四日,他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谈到国民党中央军继续由潼关西进时,他说:“对西安事件的分析,第一个阶段是进兵,第二个阶段是趋向和平。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红军靠近张杨。现在已一般的趋向和平了。”(46)在讨论中,他再次发言说,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应该有表示,应该有新的问题。比如:说明我们要建立的不是西班牙那样的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说明西安事变中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放了蒋介石以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着和平;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我们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苏区是特别的,但也归他管辖。
  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47)
  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样做,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48)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在第二天发出后,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并且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在二月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在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后,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停止了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准备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在苏区用民选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作出积极的反应: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拨发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应得的饷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万元。
  为了使国民党的政策进一步转变,从二月份起,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设不设总指挥部,苏区地位、行政长官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时间等问题上。当周恩来在杭州直接同蒋介石谈判后返回延安途中,毛泽东曾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49)由于蒋介石还缺乏足够的诚意,谈判中对许多重大问题一时还没有取得结果。
  为了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给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五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担负和平使命前来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表示要实现国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国。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三月初,他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莱。毛泽东对她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只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汉奸在外,这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广泛得多。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开始的证据。
  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老早就是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50)
  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记录稿又带一份给埃德加·斯诺,附信说,这表示“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请他广为“宣播”;也把这个记录稿寄一份给上海《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请他在可能时把它发表。
  一个月后,毛泽东又在延安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他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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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联蒋抗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及时提出新阶段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博古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报告后,毛泽东说:“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他说:我们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制度过去十年的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解释清楚的责任”。(51)
  这时,一个惨痛的损失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他们自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渡过黄河以西,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多人,表现了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交涉,要他们下令正在河西走廊不断攻击西路军的马步芳部停战让防,又派人去青海同马步芳谈判,要他们停止攻击。由于他们毫无诚意,谈判没有取得结果。三月五日,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出发西进。不久,因西路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败,援西军停止西进。
  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毛泽东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对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
  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
  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使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52)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他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历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从头干起。(53)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在积极争取东北军的同时,周恩来也对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展开了统战工作。在1936年4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不仅有可能同红军联合反蒋,而且有可能联合孙殿英、宋哲元等原西北军旧部共同反蒋,故应加强对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彭德怀等正忙于指挥红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所以他们决定: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周恩来“统一接治并指导之”。③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36年9月,红军同十七路军也达成了停战、通商、军事联络等口头协定。在同年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为了促进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必须要有几个大联合,且西北大联合是建立全国大联合的枢纽。依此,在分别联合张、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又设法消除了十七路军同东北军之间的猜疑和隔阂,使红军终于在1936年秋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建立起“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的正式代表二百十八人,列席的有六十四人。这是一次人数众多、代表性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并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
  首先,他从分析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关系的变化状况出发,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敏锐地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他又冷静地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适当地调整,这就是还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针的由来。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这些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在结论中,他批评了那种由于片面地或表面地看问题而形成的否认国民党已开始转变的“左”倾观点,指出这种观点看不见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因而不敢提出新任务,不敢前进一步。
  其次,他提出并阐明目前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他说:和平已实现,但并不巩固,也不等于抗战已经实现。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争取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他批评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战”的看法,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
  再次,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最后,他号召全党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尽速造就德才兼备干部,增强党内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仍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排除在争取对象之外,所执行的是“反蒋抗日”的方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周恩来等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中共中央对“反蒋抗日”政策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周恩来、李克农同张学良会谈时,张都坚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④所以,他只同意“逼蒋抗日”,不同意“反蒋抗日”。对此,周恩来向张学良表示:关于对蒋政策问题,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张学良关于“逼蒋抗日”的主张后,从1936年4月底开始,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中已把国民党同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并列相提,并不再称蒋介石为“汉奸卖国贼”。不久,“两广事变”爆发,事变在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中共及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的斡旋下,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并迫使蒋介石在解决事变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不得不对日提出了强硬政策。这些都促使中共中央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争取蒋介石中央统治集团实行共同抗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认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实施“逼蒋抗日”方针的推动作用。因此,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明确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该是逼蒋抗日”,且“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⑤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③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9日。
  ④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4、35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1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5月28日。
  ⑦ 毛泽东:《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1936年6月8日。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6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0—31页。
  ⑩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7月27日。
  ⑿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1936年8月9日。
  ⒀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⒁毛泽东写给杜斌丞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46页。
  ⒃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1936年8月12日。
  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5日。
  (2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1月13日。
  (24)毛泽东、朱德等给蒋介石的信,1936年12月1日。
  (25)张学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12月12日。
  (26)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2日。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8)张国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9)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1)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电报,1936年12月13日。
  (32)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7日。
  (33)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
  (34)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
  (3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6)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7)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0日。
  (40)毛泽东给潘汉年的电报,1936年12月21日。
  (4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和结论的记录,1936年12月27日。
  (44)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电报,1937年1月1日。
  (4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日。
  (46)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4日。
  (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57、158页。
  (4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9日。
  (49)毛泽东致彭雪枫电,1937年4月1日。
  (50)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日。
  (5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11日。
  (5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23日。
  (5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

基于上述认识,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加紧展开了争取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晋系阎锡山,川系刘湘,新疆盛世才,河北宋哲元,宁夏马鸿逵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这些名单“均经过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克农具体安排”。⑥西北大联合的建立和发展,全国抗战形势的高涨,直接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又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亲率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机智地化解种种矛盾和阻力,和平地解决了事变,实现了国内和平,“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⑦在这个前提下,周恩来又奔波于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中央经过多轮谈判,最终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全国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上可见,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由国民党地方到国民党中央的过程,周恩来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同红军建立停战抗日统战关系是完成这一过程的中间环节和枢纽,所以说,周恩来周旋西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停战抗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转战南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军队同八路军、新四军共同抗日,塑造了国共两党并肩抗日的最高典范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及其分别领导的军队捐弃前嫌,同仇敌忾,浴血抗日。其中,周恩来团结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争取地方实力派军队协同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的举措,堪称国共两党并肩抗日的典范,也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段动人的佳话。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的战役主要有: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第五战区内的武汉保卫战。承担这些战役的国民党军队,除汤恩伯、卫立煌等少数部队属中央军外,其余都是晋军、桂军、川军、滇军和原东北军、西北军旧部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因此,更确切地说,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友军共同抗日,主要是配合地方实力派军队共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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